张千帆：官员也是人 和老百姓没什么绝对区别

雪松：各位智友大家好，时间到了，开始今天的活动。今天很荣幸请到了张千帆老师，张千帆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在宪法学领域做的推动工作尽人皆知，我不过多的介绍。今天聊的主要话题是张千帆老师的一本书，虽然不算新了，但是这个话题还是很重要，就是《为了人的尊严》。首先，请张千帆老师讲讲他是如何理解尊严这一问题的，接下来针对张千帆老师所讲的内容，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问题和张老师交流的。下面有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为了人的尊严》这本书。

张千帆：感谢智友会举办这次活动，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这儿跟大家交流《为了人的尊严》（以下简称《尊严》）。这本书是前年出的，但是相关问题我是很早就关注了。它的原型其实是我在美国做的一篇硕士论文，大概是96年构思，差不多是97年的时候完成的一篇英文论文。这本书里的表达多少有点英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英文版发表以后翻译过来的。

今天主要想讲讲这本书外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本书在座的基本上都读过了，其中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在互动的时候再提出讨论。

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我平时关心的是宪政问题。因为我在法学院，关心更多的当然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为什么要关心尊严这样的道德话题呢？这是因为道德是法治的前提。中国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迷盲的时期。从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微信上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很低的。这30年以来，中国确实开放了很多，可以说原有的道德界限都被打破了。今天微信讨论的热点是李银河发表的声明，说自己是不是同性恋、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同时爱好几个人。这类话题以前无疑是禁忌，现在却不仅可以谈论，而且很热衷谈论。我想借此说明的是，中国社会的自由度确实大了许多，而道德底线也消磨到很低的水平。

今天在中国谈论道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譬如就随地吐痰这一件事，就很难说服别人。我发现自己近年在做的一些伦理探索都是在论证我们为什么没必要做一个混蛋，即便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题目，一旦你想说服别人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其实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谈论道德不容易，但是一个社会没有道德又不行；没有道德，这个社会就乱了。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我认为这个直觉是对的。这本书第二章中，我尝试用现代实证理论证明这个简单的命题：社会没有道德是不行的。其中用的范例是“囚徒困境”博弈，大家可能熟悉。打个比方，我们两人素昧平生，遇到一起，譬如说你要卖我一件东西。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一种是与人为善，采用“合作”策略；还有一种就是“不合作”策略，背信弃义、互相拆台，譬如你把假冒伪劣卖给我，就溜之大吉。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信任，各自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囚徒困境”博弈会预言，我们都会用“不合作”策略。这种策略构成了“纳什平衡”：你对我合作，我会不合作，因为那样好处更多；你对我不合作，我更不会合作，所以无论你合作还是不合作，我都会不合作。当然，你知道我这么想，也会采取同样的不合作策略。

大家接触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上都是这个逻辑，市场经济就是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自私的。法治也是这套假设，民主政治也是这套假设。民主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但是博弈论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话，那么我们都会选择不合作的策略，最后因为彼此不合作，导致所有人的状况都是几乎最差的。这就是理性的悖论：我们一开始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对于我们各自来说都是这样的——我不管你好还是坏，其实我没有什么恶意，你混得好我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嫉妒，大致人性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短视的方式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整体利益受到了伤害，而既然每个人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最后每个人的个体利益也受到了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得到最好的结果，而最后得到的却是对自己几乎最差的一种安排。这就是“囚徒困境”对我们的启示。

大家看看这个世界，会发现我们周围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囚徒困境”中。我遇到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随地吐痰，很小的一件事情。中国和落后国家相比的话还好，但跟一些我所去过的发达国家相比，是卫生习惯最差的国家。

刚才我来这儿之前去爬了百望山，一路上看到好几个随地吐痰的。中国的环卫力度已经很大了，而且会看到每几十米就有一个垃圾箱。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扔垃圾、吐痰很方便，但有些人还是不按照规矩去做。我自己非常讨厌看到别人随地吐痰，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去说服他们改掉这个恶习。其实随地吐痰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如果我们大家合作，每个人都不随地吐痰的话，那么我们会拥有一个比较卫生、优雅的环境。如果需要吐痰，他也许会忍住到一个可以吐痰的地方再吐，但是他需要承担一点成本；成本并不高，但是如果他就是理性自私的话，他是不会承担那个成本的，因为他处在“囚徒困境”之中：如果说大家都不吐痰，就他吐了，那一口痰也不足以危害整个环境；但是如果大家都在吐痰，就他不吐痰，他一个人的隐忍也拯救不了大环境。因此，无论别人是否随地吐痰，他该吐的时候都会吐的。

超越“囚徒困境”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更加复杂的博弈。经济学中比较复杂一点的理论会告诉我们，许多社会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重复博弈。比如我今天卖你一个果子都是坏的、假的，但是明天你找不到我了，我就赚了。这就是典型的一锤子买卖，会导致相互拆台的“囚徒困境”。但是如果明天我还要到这里来做生意，那么我今天骗了你，明天你就会来找我算账，所以我今天也不敢骗你。通过重复博弈，有可能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互信。不可否认，重复博弈有助于超越“囚徒困境”，尤其在小型“熟人社会”。问题是，它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摆脱“囚徒困境”。现代社会很大，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际交流是短期的，一锤子买卖很多。重复博弈也许对一个封闭的小村庄很管用，但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大社会的互信。

第二种超越“囚徒困境”的方法是法家的国家主义，但是它同样也不管用。其实，我们的法治就处于“囚徒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