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官员也是人 和老百姓没什么绝对区别

这是为什么我在《尊严》第二章中讨论了孟子，历史上也有不止一次儒法之争。例如在汉初的《盐铁论》，儒家和法家之间就一些具体的国家政策有过争论。读了以后，我认为应该说儒家赢了，但是儒家赢了并不说明法治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儒家立场比较温和。儒家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法，但是道德比法更重要。当然，这个立场推到极端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德治强调的是道德自律，过度强调的话容易让我们忽视制度建设，走向人治。虽然历史上儒家确有这个问题，但是儒家本没有必要走向那个极端。

法家则认为这个国家只需要法就可以了，道德是没有用的。大家想想，法家的立场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君子有道德、小人没道德，但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绝大多数都是小人，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君子只是极少数，而统治是关系大众的事情。要统治一个国家，我们要统治的显然不是少数君子，而是绝大多数小人。用道德统治这些小人，现实当中不具备可操作性。不仅远古的时候是这样，今天或多或少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很难说服那些随地吐痰的人，其实成本不高就可以把这个恶习改掉，但是发现很难。现实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正如孙中山所说，政治是关于大众的事情，我们显然不能忽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

然而，《孟子》开篇的几句话把法家的问题很清楚地揭示出来。他跑到梁惠王那里，梁惠王问他：你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反过来问他：你想要什么利？你作为一个君主，你的利是什么？如果大家都来谈利的话，大臣也和你论利，而他的利首先是把你杀掉，取而代之。下级和上级论利，下级的利是把上级杀掉，取而代之。家族之间要论利，那么一个家族毁掉另一个家族，就是它的利。如果这样，就会天下大乱。如果每个人都对功利斤斤计较，最后搞得社会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活得很惨，反而不利。这就是“囚徒困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像儒家那样，君君、臣臣，每个人都很守规矩，每个人都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利就来了。社会至少能保证安定，整个国家井然有序，这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利。君主统治这个国家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不会发生统治不稳定或者其他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不也对君主有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