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解密亚投行(三)：英国加入 真的是与美国反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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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5月30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近日，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章程》达成一致，亚投行离投资运营又近了一步，如何看待亚投行开局成功的原因，亚投行需要哪些创新，对中国还有哪些启示？《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解密亚投行”为您解读《亚投行的博弈》。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解密亚投行”。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有关这些问题，我们系列节目的第三集，有幸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亚投行的博弈》。

解说：汤敏，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北京市、广州市政府金融顾问团顾问，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汤敏博士一直致力于“经济、教育、扶贫”三大领域的工作，在经济领域，他专注宏观经济，部门经济，金融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等方向的研究。

田桐：汤博士，最近我们提到亚投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词，那么无论是国内外的专家，都纷纷发声觉得，现在的亚投行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事情，您怎么样看待？

汤敏：我非常同意，你要从需求来看，亚洲现在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从供给来看，就是很多的国家，这么多国家，这么热情地参与，包括一些境外的国家参与，说明它们对亚投行非常看好，这就有市场机会，有商业机会，同时也有一个整个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甚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所以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特别是中国，愿意在里头挑头，愿意在这里头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亚投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的一种机制。

田桐：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西方七国集团当中，英国它是率先地不顾美国的反对，来进入到我们的亚投行的行列当中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从中嗅到一点点气息，是现在意味着英国和美国它们之间会有裂缝了吗？

汤敏：我觉得这一件事不能这么说，一个就是说，就包括美国自己本身，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报道，美国自己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另外一个呢，英国、美国独立的国家，英国它有它的利益诉求，美国有它的利益诉求，英国从它独立判断认为，这个事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参加了，我觉得对于英国参加，可能不必过多地解读，而且是不是因为英美两个国家就产生了分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过分。

田桐：那我们如果抛开英国不说的话，美国和日本，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它们两个到现在一直是，坚决不加入到亚投行行列当中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日本在这其中的一个位置

汤敏：对。日本呢，其实我们看报道，日本国内也有两种声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党的很高腾的官员，都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但日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一个就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因为钓鱼岛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它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关于亚投行的日本不参与主要不完全是经济的考虑，更多是政治的考虑，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也不一定说日本永远不参加，可能到某个时候，包括美国也可能要参加。

田桐：那您觉得日本如果会参加的话，这个时间长度，跨度，会在多远之后。

汤敏：这个就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国内的政治的，包括它的政党的内部博弈的一个过程（有关），第二个当然也跟亚投行本身后来运作也都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很难。

田桐：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汤敏：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对。

田桐：那我们就现在来看，亚投行的发展，包括它的开端都是很不错的，包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推进的阶段了，我们如果畅想亚投行，发展非常顺利的话，它会对世界的经济结构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汤敏：我想首先是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为亚投行的投资主要是在亚洲，而且只是针对基础设施，这个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它对整个亚洲区域的影响，会比世界经济影响更大一些，那么对世界经济影响，当然它，亚洲好了，那么当然世界会扩大它的市场，另外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亚洲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商业机会。

另外一个呢，亚投行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制，如果亚投行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里头，应该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里，起到一种推动作用的话，那么也可能人们会对未来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甚至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未来怎么改革，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还看清楚亚投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所以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来亚投行是一个在战略上，是非常有异议的一件事件。

田桐：好，马上我们有请汤敏博士，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亚投行的博弈》有请。

解说：亚投行是中国发起的第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么亚投行成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关键是什么，亚投行对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有哪些意义，如何看待亚洲地区快速发展，对亚投行的诉求，《世纪大讲堂》《亚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汤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么从这一点应该来说，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好像当时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像法国、像意大利等等这些大国都纷纷地申请了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这个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么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来成立这么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那么这说明，一个是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另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它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地创建了以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给了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个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地利，第三个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目前的这个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当时像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当时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这套方案，一个把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的各国的货币的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个，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而后的70年里头，对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今天这一些过去70年前，当时的世界经济的结构，产生的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现在已经看出有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看出来，现在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它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它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时候它就会跟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发生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它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甚至美国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包括国际机构，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亚投行也应运而生。

解说：从天时来说，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今天出现了很多弊病，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造成美元“一币独大”，二是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虽然对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主要由美国主导，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汤敏：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的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了一个预测五世，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不需要太高，只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的整个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的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又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能够变成一个投资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来有效地把它投出去，能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个也需要一个机制，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正在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连续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在转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们筹备的亚投行的1.2倍，中国一年企业对外投资的钱，就等于亚投行1.2倍，而这笔钱的相当多的就投在亚洲，而企业的对外投资，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一个繁荣的，需要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的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它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那么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一个机制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的需求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解说：亚投行是中国把自身利益与国际需求相结合的一个最好抓手，它要应对好未来的挑战才能真正成功，而亚投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章程》达成一致，亚投行开局成功，对中国又有哪些启示？《世纪大讲堂》《亚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汤敏：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头，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的运营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它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能够把这57个国家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与地区参与，把这些的利益，诉求都能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在特别关注的，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说，很担心的亚投行的，比如说环保的标准不高，反腐的标准不高，怎么样让它们这些担心，变成一种多余，那么这都需要我们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而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一个，我们叫“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里头，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有效的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等这些国家组织里头，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诟病，其中一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大的国际官僚机构，因为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的这个利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节，很多很多的这些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起来效率非常慢，我曾经在亚洲开发银行，在一段时间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来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及尼亚州开发银行专门有一个叫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往往从这个立羡到最后去把这个项目设计好，再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一个，问题可能完全都是新的问题了，那么这样出来，效率就很差了。

那么这些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像亚洲开发银行，我们有这个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个也造成很多效率的问题，这个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这个对亚投行，也是一个挑战。

还有，在这些创新里头，我们亚投行现在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的政策银行，跟现在的商业银行之间特别是亚洲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投资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目前才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能够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的把它引进来，那么这个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谈的都是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这些对基础设施来说，过去试过都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基础设施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那么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到了后头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它风险非常大，怎么样建立一条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那么这些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来设计，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很多都谈众筹，通过大量的小规模的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把它带进去，那么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用以跟过去的别的金融寄给不一样的运作方式。

最后一点呢，还有关于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不说，这个路修好就一定能致富，因为在中国要致富先得把路修好就能致富，是因为中国有快速经济增长，是我们市场已经建起了，因为群众已经调动起来，把路修通它就能修好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你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后来的情况看，没有很好的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基础设施把它做的有效呢？这个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的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修基础设备的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把它带进去，如果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些把它结合起来，这样当地既把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就业好了，这样的话呢，双方都会得利，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来把它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我们亚投行的新的机制，创新的机制。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在这里头，风险还是非常大的，运营的风险不说，比如说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这些很多的运营风险，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你比如说在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这个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那缅甸政府说我不还钱了，所以很长时间缅甸政府在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就不还了，造成一个很大的一笔坏帐，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现在最近的希腊，它经济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能还国际组织的钱，那么这样的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从机制上来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亚投行说是一千亿，实际这些成员国只用交20%的钱叫实缴资本，也就是说真正在亚投行资本金大概职业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到资本市场筹的，去发债，去筹资的，那么这个筹资它的你这个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投行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委三个A，AAA评级，你要那么好的信誉，那么当然你的利率就低，你借到钱再发给发展中国家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的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的降下来了，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然后你贷出去的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所以怎么样来保护，来创造一个好的信誉，怎么样来减少风险，也将是亚投行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解说：亚投行未来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是运营挑战，怎么样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让亚投行得以运营，另外还有创新的挑战，如何建立新的创新的机制，还有防风险的挑战，亚投行作为国际金融机构，有项目运行风险和国家风险，怎么防范这些风险也是一个挑战。

汤敏：最后一点我想讲亚投行的筹建的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听到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还有西部，还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哪怕是500亿美元能够投到我们的西部，能够投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上去，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钱拿出去，这种舆论是有一些这样舆论，我觉得这种舆论是一种短视，首先第一个，中国现在正在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拿出去的钱远远超过这5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在亚投行里的投资，但这些钱我们是1200亿（美金）是每年而且是每年还15%到20%的增长，这些钱用好了，或者说这些钱的回报多和少，对我们的经济有极大的影响，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亚洲的经济做好了，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利益，也就是亚投行本身是跟我们自己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是在亚洲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亚投行本身它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建设方面应该有优势，我们有经验，在这方面中国能发挥我们的优势，而在这里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我莫属，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也在竞争，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推动一个叫TPP，也就是泛太平洋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未来有可能能替代，或者说颠覆WTO，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而这两个都故意把中国排斥之外，那么也就是中国未来如果这两个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将会被排除在这个两大贸易和投资体系之外，这样我们的发展的空间就会大大减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也是为了来（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扩大我们企业，扩大我们这个国家在利用两个市场，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在利用两种资源在这里头呢，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是非常重要的，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但是亚投行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不是说在内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大股东，但是大股东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别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要关注别的国家利益，要平衡别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要采取这些措施，一定要强调共赢，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别人不跟我们玩了，所以这也是中国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大国，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是靠吸引力、靠影响力、靠说服力，人家愿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处，所以我们才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说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国，但是我们更多是地域的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200年前我们也是世界大国，但是那个是闭关锁国的在对国外的影响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们落后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慢慢地才进入了一个的领域，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跟发达国家差的很远，但是我们现在就得要学做一个大国，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从我们对世界经济，在世界的政治社会发展的责任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做好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短期的利益，我们单个国家利益，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这里头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在这里头不但能够使企业，能够使地区能够更多的发展，同时我们还从中能够学到如何做好一个大国的角色，我们衷心的希望亚投行能够成功，谢谢。

解说：日本国内对亚投行十分关注，很多日企担忧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对他们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那么如何看待日企的担忧，亚投行的政治意义是否大于它的经济意义，美国盟友分分加入亚投行是否别有企图，《世纪大讲堂》《亚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田桐：感谢汤敏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我们今天现场有来的朋友们呢，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现场观众：汤敏老师您好，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据媒体报道的话，亚投行在日本国内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很多的这个日本企业就比较担忧，如果日本不加入亚投行的话，那么它们对于亚洲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出口会受到影响，您是怎么看这种担忧的？

汤敏：我觉得日本企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组织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也一样，我们要建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招投标，那么只有成员国的企业才有权力参与招投标，那么如果日本企业日本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那么它的企业就没有招投标的机会，这是肯定的。日本的企业担心这么一块大蛋糕里头没份，它们确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决定的，那么它们要通过它们的渠道，对日本政府要施加一定的压力。

现场观众：汤教授您好，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亚投行被过多的一个政治的解读，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亚投行的政治意义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呢？谢谢

汤敏：对，目前确实对亚投行不管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本来亚投行它是以经济为主的，这里有没有一点政治，它是有一些政治，因为它是第一个中国主导的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政治，但是这个并不重要，或者不多，真正它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成功与否或者未来的成功与否，它主要取决于它的在经济方面的运作，但是很多舆论包括我们国内舆论，但是都把这个变成大国在政治上博弈，我认为是一个经济上的是一个机制上的博弈，是一个良性的竞争，是一个公平的博弈。

现场观众：汤老师您好，就是刚刚听到您有说现在已经有57个国家去申请成为这个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57个国家当中呢，除了我们的亚洲国家之外，还有很多是域外的国家，甚至有一些是作为美国盟友的西方国家，那么这些国家是它们仅仅是看到了当前的市场前景，然后想要过来分一杯羹，还是说它们其实是有另外的阴谋呢？谢谢。

汤敏：我觉得可能有多种的目的，第一个当然最直接的目的是给它们企业寻找机会，它成为成员国了，它的国家的企业就有权参与招投标，就可能能得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因为它不仅是参加亚投行，你看世界银行它也得拿钱，亚洲开发银行也得拿钱，那么它们为什么参与，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本身每年有援外资金，专门有一笔钱，这笔钱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第三个当然，很多国家愿意参与这个是因为它们愿意在这里平衡一些各国的机制，它们认为与其让亚洲国家自己（说了算），我们完全不参加，我们还不如参加里头，在里头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它们关心的环保问题，比如说关心的这个反腐的问题等等，它的里面才有发言权，那么它们也愿意参与，那么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都不是一个原因它们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它本身要受到一定压力的，那么我想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现场观众：汤敏老师您好，听过您刚才的演讲呢，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亚投行的成员国来自不同的地区，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文化，那在决策效率方面，亚投行是怎么样来保证的呢？谢谢。

汤敏：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像联合国一样的国际政治组织，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样来平衡，在这里头呢应该来说过去的70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最后大家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可能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的不是一半对一半，更多一些的票数，这是一个。

第二个根据我的了解，在国际金融组织里头，它主要不是这种真刀真枪这种投票的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动，那么大家互相来讨论，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让步，那么往往能上去进行投票的，一般来说都能通过的，很少很少不能通过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舆论的一定的压力，倒真通不过在底下已经算好了通不过了，那根本就不投票了，往往是这样，那么这个有好处，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有些坏处就是说有一些平衡不了的一些项目就做不成，那么很多好的项目因为这些原因，特别这里头再掺杂一点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原因的话，受影响就更大了。

田桐：亚投行的登场是中国从被动的全球化参与者成长为主动参与者，参与塑造新的全球化秩序的第一次尝试，在今年中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表示，中国在越来越多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不是在“搭便车”而是和大家一起推车，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力推的亚投行“顺风车”即将上路，前路漫漫也必然曲折，不过只要秉承开放、包容的宗旨，即使顶风这辆大车也将继续前行。

我们再一次感谢汤敏博士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我们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