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用好建议权这个最重要的话语权

每经记者 曾春 发自北京

在拯救全球金融危机的“战役”中，中国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却仍然微弱。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话语权不仅在于IMF份额,最重要的是建议权，真正的话语权是我们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话语权最重要的是建议权

NBD：此前落幕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您认为该怎样看待中国的话语权呢？

汤敏：很多人认为，话语权就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权比例，其实那不叫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是我们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NBD：应当如何发挥建议权？

汤敏：话语权最重要的是建议权，关键是我国要发挥组织上与人力上的优势，改善我们的政策研究体系，争取拿出对我有利又能被各方接受的在各个领域的方案来，真正用好这个得之不易的话语权。

NBD：在国际社会中，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定位？

汤敏：在国际事务上，我国的定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担当起维护世界和谐的责任。不排除在短期内在个别的领域、个别的事情上我们吃一点小亏，吃一点短亏，让一让步，争取更大的利益与长期利益。

NBD：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提高自己在IMF的话语权，中国在IMF的份额已有所提高，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争取到了足够的话语权了呢？

汤敏：话语权是要争的，但如果把争取话语权等同于去争取IMF的份额，那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话语权的意义。美国的话语权不仅仅在于它所占的份额，而在于在很多问题上能提出一套东西来，别国经常拿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建议来。

争取话语权，不仅是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还要看你在智力上有没有大国风范、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领导力，这就是常说的软实力。说“不”的权力很重要，但是若拿不出比别国更好的方案，或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那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关键是要拿出对自己有利，而且大家大体上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来。

用好制定新规则的机会

NBD：如何看待中国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呢，我们应当怎样抓住这次机会呢？

汤敏：国际上重大规则变化是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次。在上次规则的制定时，我们没有实力参与。在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时，这些国际规则比我们原来实行的那套机制要好。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这些规则就会制约我们的发展空间。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汇率体系的安排、国际金融的安排、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安排等，我们都处于被动挨骂的地位。

每次金融危机后都会出现经济或金融领域中的重大规则变化。现在是又一次重大经济金融规则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与参与的能力，一定要珍惜。要提出我们的诉求。规则的变化能给一代人以致下几代人的发展创造很多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国际规则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就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

NBD：面对重大机遇，我们具体应当怎么做呢？

汤敏：在这些重大机遇出现、在战略上的关键时候，我们要有机制创新。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能靠政府几个官员关门研究，要有一种机制来发动社会的参与。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建立一种机制，一个专题的政策研究体系。这些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国家应该拿出一些资源来。实际上社科基金、学校科研资金、各部委研究资金也都不少，如果把那些无用的、意义不大、低效的项目砍掉，集中整合一部分资源，就足以支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研究。

NBD：抓住金融危机的机会，参与制定国际经济金融新规则，您认为我国目前的条件已经达到了吗？

汤敏：当然，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比西方的学者与官员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同时，由于我们的相对实力使得发达国家也不能小视中国的意见。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思路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意见沟通的桥梁，成为能协调双方的沟通者。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这就是人力上的优势，特别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优势。有些国际规则我们是不很熟悉，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把问题分解了，每一条规则找好多人一起研究。国内的学者、银行家、企业家，还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国际组织官员，都应该动员起来。这样在总体研究水平上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弱势，但可集中兵力打歼灭仗，在局部问题上、在我们认为是关键的问题上，保持我们的优势。

NBD：我们具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们的劣势又什么呢？

汤敏：勿庸置疑，由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在金融领域、市场经济上我们还是个新手。相对来说，我们的研究能力并不够，学者的水平也不如人家，这是我们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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