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遭遇62年来最大规模货币兑换 市场活动暂中断

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12月8日下午3点30分，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博斯沃恩成为近期少数能抵达朝鲜的外国人。

抵达平壤顺安机场后，仅有两名朝鲜外务省官员接机。在拒绝一切采访后，美方代表团的5名代表，与两名朝鲜官员一同离开机场。气氛冰冷，是参与现场拍摄媒体的普遍感觉。

博斯沃恩暂时吸引了媒体的目光。但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另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上：12月1日，朝鲜政府颁布货币兑换命令，突然进行货币改革。

12月5日，朝鲜宣布从12月10日起暂停中国公民赴朝旅游。朝鲜似乎要在封闭的情况下，完成一次规模浩大的经济调整。

62年最大规模的货币兑换

12月1日，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和准备的情况下，朝鲜政府有关部门通过闭路系统，各洞事务所(即街道办事处)以及安装于各家的和街道上的喇叭传达了朝鲜政府有关兑换货币的命令。从11月30日起，朝鲜原有货币停止使用，从12月1日-6日，进行新旧货币兑换工作，兑换率为1：100，每户家庭最多只能兑换10万朝元。超过兑换限额的部分将被责令存入银行，即使这样，存款也被规定了30万-300万的额度上限。根据朝鲜银行的“强制储蓄”条例规定，存入银行的钱并不能随时被取出，因此存款将很有可能永远“躺”在存款人的账户上，最终只是一个数字。

消息一出，大批平壤市民拥到农村地区，展开大量采购，大米以及玉米价格随即上涨数十倍之多。在黑市，朝元兑美元的汇率由1∶2000上涨至1∶3000朝元，而且还是有价无市。怨愤情绪也逐步扩散，为消除隐患，朝鲜政府下达了宵禁命令，将原本定于1日下午2时开始的货币兑换顺延一天，并将每户兑换额提高至15万朝元。

虽然此次货币更换与朝鲜政府最近一次兑换货币之间相隔了17年，但是这已经是朝鲜政府的第五次更换货币行动，也是公开资料中所显示的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货币更换。在1947年、1979年和1992年三次更换货币时，比率均为1∶1，仅在1959年更换货币时，新旧货币比率为1∶100，但前四次货币更换均没有设定限额。

“此次货币更换正值朝鲜国内出现两极分化的初级阶段，也正是通货膨胀严重显现的时期，朝鲜政府寄希望于更换货币，抽取掉市场中的资金供应量，从而打压通货膨胀，并试图对正在尖锐的贫富不均问题进行纠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张玉山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度过了1997年以及此后三年那段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困难行军”之后，受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等影响，朝鲜政府再次面临了“第二次苦难行军”的困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0月的预测中，朝鲜2009年需要从外界调配的粮食将要达到170万-180万吨。在货币兑换命令下达前，朝鲜境内的大米和玉米价格仅在秋收季节的上涨幅度就已经超过50%。

“目前，采取更换货币的方法对于朝鲜政府来讲已经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办法。”张玉山说。

市场活动暂时中断

“更换货币打压通胀的目的能否最终达成，决定力量在于朝鲜政府对于物价的重新定价标准。”张玉山说，“只有货币升值的幅度大大超出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货膨胀才能得到实质上的抑制。”

在进行货币兑换的5天中，朝鲜市场和工作场所的一切活动都被中断。7日，在货币兑换结束后，韩国媒体最先报道了朝鲜政府对于给工人、公职人员发放的薪水的上调标准将保持与货币改革“同步”，即意味着大部分朝鲜人的薪资将被上调100倍。与此同时，物价的定价标准将与2002年采取“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时的水平看齐。据《朝鲜新报》透露，当时朝鲜政府规定的大米价格为一公斤45朝元。若以目前朝鲜用新币发给工人的工资(约为每月4000朝元左右)作为标准，那么以“7·1措施”期间的大米价格计算，一名朝鲜工人每月可以购买到近90公斤的大米，在陡然提升的购买力和粮食供给难以达到市场需求之间，大米的价格难免会出现暴涨。

在张玉山看来：“在这种矛盾情况下，仅仅通过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来避免通货膨胀似乎很难达成。”

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朝鲜研究负责人科克伦更是明确指出：“朝鲜政府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当人们的现金被拿走之后，它无法提供黑市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朝鲜政府对于私人财富的没收举措，有可能成为决定朝鲜未来10年状况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不过张玉山乐观地认为，由于朝鲜换币仅限于其内部，并不会影响到朝鲜境内持有外币的华侨和以外汇结算的中朝贸易，对于未来东北亚的局势影响也非常微弱。

清除市场势力增加了改革困难

在外界众多媒体看来，引发目前通货膨胀压力，成为激发朝鲜政府改革货币意愿导火索的则是在7年前的2002年7月1日，朝鲜政府颁布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即被称作“7·1经济改革”)。这项以工资及物价要符合汇率上涨以及现实状况、分阶段减少分配制度、减少社会保障、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引进奖励机制等市场要素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曾对朝鲜走出“苦难行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也出现在了朝鲜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悬殊日益扩大，黑市交易频繁，致使市场货币供应量日益增大，通胀风险加剧，以致改革动力逐渐消逝。

2009年1月，朝鲜政府曾采取了类似“封闭市场”，凸显计划经济作用的措施，来试图对冲“7·1经济改革”的消极影响，然而收效甚微。最终，朝鲜政府不得不使出“货币改革”的手段来与市场划清关系。朝鲜的改革遭遇了“七年之痒”。

朝鲜的货币改革，意图是既纠正市场之偏，又能均贫富。但是，其过程显示出对市场的陌生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30年前中国也开始初步接触市场，认识市场，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遭遇到物资短缺，物价高涨的境况，但最终通过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保证改革的共识态度闯过了市场起步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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