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

2010年04月06日 13:39环球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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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经发起了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的本质，是美国与中国30年力量消长的总较量，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总决战。鉴于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未来盛衰兴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暂时放下“韬光养晦”之道，勇敢地合纵连横，主动出击，打一场全球货币战争

距离4月15日只有20天，届时美国财政部将要通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调查结论。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会跟随通过“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的报告。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先是130名众议员、再是14名参议员、再是财长盖特纳、再是IMF总裁卡恩、再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战役已经打响，其情形仿佛1985年“广场协议”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重演。

在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温家宝总理已经阐明了我国的态度，即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美国失业率高企的问题。

一端是多国组成的联盟，另一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这一局面如何化解，如何把握我们的核心利益，应该从哪个视角考虑和制定解决之道，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难题。

逼迫人民币升值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为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从而要求人民币升值，只是美国的一个借口，因为只有通过此种舆论渲染，才能得到美国民众最广泛的支持，也才能得到其他盟友国家道义上的支持。美国的参众议员再愚蠢，也不会不懂得人民币升值于其短期经济利益并无裨益的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们之所以数年来始终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参议员舒默和格蕾厄姆在2005年就提出过相同的议案)，除个别政客做秀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国力超越了德国和日本，开始逼近美国，在战略上威胁到了美国的深层次利益，尤其在当前世界格局纷繁复杂，而美国国力又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这种忧虑更加强烈。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全球争霸”，就必然要始终确保国力遥遥领先，不能容忍有对手接近，这一点可以从1985年“广场协议”时针对日本的金融战，以及2009年针对(希腊和南欧)欧元的阻击战中找到充分的佐证。就连其最亲密的战略盟友都不会放过，更不用说与其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而美国所倡导的阻击中国的战略，无疑又迎合了日本、欧盟、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印度、韩国也在美国动员的反人民币同盟之列)的利益和诉求。中国崛起带给这些国家明显的压力，也相应削弱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可以说这一战略与这些国家的短期和长期的“愿望”相吻合，也自然愿意与美国一道结成反人民币联盟。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只在经济学范畴去进行争论和辩解，是毫无作用和意义的，必须另觅他途。

美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国会、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学术界希望迅速恢复、尽快摆脱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愿望非常迫切，以至于其仓促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国际政治政策之间出现明显的脱节，甚至自相矛盾。

1，奥巴马政府竞选时承诺的大部分与劳工利益相关，其国内、国际的经济政策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因而相较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了较大调整。

奥巴马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以遏制中产以上资产阶层和华尔街的利益为主轴。因为要实行全国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就必然要提高税收，必然要向中产阶层以上的国民征收更高的税赋；因为要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矛盾，并展示新政府的公平和道义，就必然要惩罚和遏制华尔街金融资本，限制华尔街的薪酬收入，扩大美联储的监管职责范围，出台“沃克尔新规”(Wolcker Rule)限制华尔街、尤其是限制投资银行的跨业务领域经营，进行所谓的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国内方面的这些举措，无疑增加了中产阶层以上国民的不满，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不满，在美国金融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体”下，奥巴马政府的前景并不光明。2010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很有可能获得较大胜利。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以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项下赤字为主轴。为此，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逐步放弃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共16年)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强势美元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后期在美元汇率政策上，经常反复，但始终没有公开放弃强势美元的政策)，转而要求顺应全球化的美国跨国企业将产业转移回美国本土(向跨国公司征收差额所得税，取消了海外差额部分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行弱势美元的政策，以全力保证竞选承诺的实施。

在对提升出口竞争力和降低贸易赤字的国别选择上，必然主要针对与美国进出口往来最大的日本和中国(欧盟内部有多个主权国家，情况复杂)。对日本，美国果断采取了以遏制丰田汽车进而遏制“日本制造”的产业狙击策略，以产品质量问题率先发难，占据道义制高点。面对美国这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最大盟友，日本政府表面上也只能又一次默认这一结局，吞下这一苦果。但应该看到，本次针对“日本制造”展开的攻击，会对日本国民心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日美间“貌合神离”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也为鸠山民主党政府“脱美入亚”新政的实施创造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

对中国，美国祭出了惩罚性关税和强制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惩罚性关税，是贸易保护最好的借口，也是美国惯用的获取国家甚至集团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因其毕竟只针对某个产业、某几类具体产品，因此其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也比较容易计量。而强制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则要严厉得多，一方面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均产生影响，相当于是一种“汇率关税”；另一方面，人民币一旦升值，将产生和不断强化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会反复吸引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国内，冲击我国的金融市场、资产市场，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效(为对冲流入的外币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币，与国内治理通胀预期的趋紧的货币政策内在冲突)。汇率政策可谓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最鲜明的例证)。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美国对最大债权国家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使用如此严厉的手段，美国自身也难免受到伤害，当中国找到有效且合理的手段反击时，其国内必然会出现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论和联盟阵线的松动，甚至瓦解。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具有明显的内在自我冲突。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承诺的一系列社保和救助计划，导致政府注定要维持更高的财政赤字，仅2010年预算就计划增发高达2.2万亿美元的国债。另一方面，国债主要买方是中国、日本等握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打击日本工业将直接激化美日民间情绪对立，减少日本外汇盈余；而压迫人民币升值又会激化美中民间情绪对立，并将直接导致美元相对贬值。无疑，这些都将增加中国、日本继续购买美国新发国债的技术和国民情绪障碍(还有可能导致抛售存量国债)。而国债销售不出去，会直接导致奥巴马政府各种新政难以实施，最终会因自身政策的矛盾而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此外，奥巴马所选择的弱势美元策略，也与国会的共和党和华尔街长期奉行的强势美元策略相左，内部理念和利益冲突明显。

2，美国国会两党的意见有内在本质分歧。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国会两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产以上的资产阶层的政策，是减税，鼓励其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还是增税，通过转移支付以建立惠及劳工阶层的社保体系，减少因失业率高企而导致的社会矛盾。二是对于华尔街的政策，是继续鼓励和扶持华尔街的金融产业，并以此继续统领全球金融产业，获取超额金融利润，还是遏制华尔街，限制金融资本的贪婪，平抑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矛盾，并防止再次发生因跨行业经营和强烈的利益追逐而不断诱发的金融危机。很明显，共和党站在资产阶级和华尔街的立场上，民主党则正好相反，双方立场明显对立(美国众议院刚刚以220票∶211票勉强通过社会医疗保障法案，全部共和党议员均投了反对票)。

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对于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势美元的政策，两党的意见分歧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大跨国公司阶层，大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的商品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商品大都销售给发达国家，相当部分返销回美国本土。如果增加关税和贸易壁垒，降低美元汇率，并进而导致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全球经济格局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对于这些大的跨国公司而言，意味着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相当于“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是强势美元的受益者。强势美元意味着全球主要的贸易和资本往来大多使用美元，意味着全球资金向美国流动，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规则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获取超额垄断金融利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强势美元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理念和利益冲突。

近一时期，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以克林顿为首的一部分声称了解华尔街、了解企业经营的民主党人开始转向与华尔街妥协的立场，开始质疑奥巴马政府针对华尔街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党之争更趋复杂。

3，华尔街日益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利益集团。

华尔街本是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街区，历经200余年演绎，云集了美国和全球各国的最主要金融机构，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战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借助美国独霸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领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场规则、以独有的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并日益固化为一种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利益群体，日益具备了独立人格。

国内学者、《环球财经》副总编辑彭晓光将中美两个“政体”作了形象的对比，中国是国家控制金融资本，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美国政府和国会实质是在金融资本所界定的范畴内运转。应该看到，“华尔街金融资本”并非一两个具体的金融资本家，而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一个不断自我充实、自我更新的金融资本家群体，他们可能是金融机构的股东，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着在金融机构之上的咨询机构和学者。当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独立人格后，他们会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去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战略的执行。因为这个群体的相对持久稳定性，他们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坚守反而比四年一选举的政府和国会更具有连贯性和持久性。某种意义上，他们更是诠释和坚守“美国模式”的中坚力量。

当前华尔街的利益诉求是继续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模式上去。国际贸易方面，继续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维护美国金融和产业资本对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占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强势美元，维护美元对全球大宗贸易往来的货币垄断地位，维护美国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本性融资和交易的垄断地位，维护美元继续作为全球本位币地位的国际货币现行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尔街本质上并不认同压制人民币升值，相对降低美元币值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压制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和增加对中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占比，比压制人民币升值更重要。他们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作为谈判的筹码，换得资本帐户开放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前任财长鲍尔森(小布什政府后期财长，来自于华尔街高盛公司)所坚持的中美间战略对话的策略。

在对欧元的问题上，华尔街表现出与奥巴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华尔街通过攻击希腊政府主权债，带动国际资本力量做空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债券，进而做空欧元，促成欧元区新一轮金融危机，强迫欧元贬值(近三个月来，欧元贬值幅度已达10%)，从而继续维护强势美元的地位，降低欧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事实上，欧元自产生以来的大幅上下震荡，已经遭到以欧元为交易和储备货币的非欧元区国家的质疑)。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希望欧元解体，从而彻底消除欧元对美元的威胁(就像1985年“广场协议”后所产生的彻底击垮日元的国际信用的效果)。无疑，这一策略所导致的美元相对升值的结果，与奥巴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贬值来推动出口的增加、降低贸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由于制裁丰田汽车所导致的结果是打击日本制造进而打击日本经济，日元相对贬值，稳定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兑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从1美元兑105日元左右下降为1美元兑90日元左右)，因而，华尔街与美国政府的利益诉求相一致。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华尔街也始终是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激发全球做空美元动力的反对者。尽管本次危机中，华尔街通过影响政府促成了政府资金的救助计划，但危机稳定后，华尔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产业，早日结束积极的财政计划，降低政府赤字，维护美元稳定。在这一点上，华尔街对中国政府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最为关注和敏感。

总之，美国国内对于长期的国家战略方向，三股势力(政府、国会、华尔街)的观点并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维持强势还是弱势问题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极力回避的问题，在奥巴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这一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我们务必要认识和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