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细账
中国的大胆承诺背后意味着每年上千亿的投资机会,但受益者名单却出乎意料
文 谢丹
不出所料,即使是“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也很快进入到互相指责和争吵的老套剧情中。哥本哈根市地铁里的一位乘客对《环球企业家》抱怨说,几个月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闻、会议充斥着他们的周围,他开始怀念原来平静的生活。
在推诿成风时,中国成为哥本哈根峰会为数不多的亮点。11月26日,中国政府做出“在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承诺。而此前几个小时,美国刚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较大的差距。
“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承诺,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发改委能源局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对《环球企业家》表示,美国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但经计算其在1999年的基础上只减排了4%,距离全球要求的25%到40%来说相差甚远。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的“减排”承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能源的使用量,后者则强调能源的使用结构。“这就像拿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做比较,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在美国清洁技术集团CEO Nicholas Parker 看来,减排数字的多寡已经并不重要,他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下一步如何实现这个计划。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棘手问题,原因在于:此项目标并非大众理解的是中国的“国际承诺”,而仅是一项“国内目标”,这意味着除了少部分获得国际金融援助的减排项目外,中国的大部分减排行动并不会接受国际监督。眼下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把它上升成为“国际承诺”,一旦成为国际承诺,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则要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原则—这将使中国的减排行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当然,这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大。
这对一个自愿减排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的确有点过于苛刻了,即便是要实现更为温和的“能源强度”计算的减排目标,中国仍需每年投入约GDP的1%,也就是2400多亿人民币来提倡清洁技术的使用。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的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的减排成本。“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捞到好处了,”高广生说,“实际是中国花了更多的钱。”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最后埋单人。对于那些早已认定中国将是清洁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受益者和受损者
“中国政府有钱对清洁技术进行补贴,其它国家政府并非这样。”美国清洁技术集团CEO Nicholas Parker说。这一观点得到了应用材料公司太阳能事业部总裁 Charlie Gay 的赞同,这家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设备提供商之所以钟情于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独特之处”: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一旦制定了政策就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对投资者来说并不用担心政策的朝令夕改。
据摩根士丹利预测,中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在11月26日官方宣布这一目标之后,国内股市的环保板块亦全线飘红。“40%再提高一点也不是坏事,商机很大。”皇明太阳能副总裁谭洪起对《环球企业家》表示了其乐观态度,这家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市场分额。
资本市场对新能源板块的热情,暴露了很多投资者对减排商业机会的理解尚浮于表面。一直以来,发展新能源、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以及高耗能产业的产能限制这“三驾马车”是全球各国应对减排的主要方法,但这三者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却不尽相同。
“按实际作用大小排序,效果最快的是淘汰落后产能,其次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最后才是新能源开发。”中投顾问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姜谦认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被炒得最热,但对减排的实际作用却最小。国家能源局科技装备司的一位官员亦对《环球企业家》表示,40%至45%的减排目标对风电行业的利好实际上并不明显,而且风电设备在质量控制、并网仍存在很大障碍。
新能源的不成熟给其它行业留下了机会。其中,淘汰落后产能是容易、也是见效最快的减排方法,但时至今日,这一“多快好省”的办法已经快要临近“减无可减”的境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5407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24亿吨。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月2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醒:“最近三年我们关闭了很多钢、铁、焦炭、小火电、水泥等厂子,把容易减排的都减排了,越往后节能、提高能效的困难会越大。”
答案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此次减排的最大受益者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其中占据了能源消费总量68.7%的煤炭行业成为40%至45%减排的最大堡垒,同时,这也意味着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的市场潜力。11月21日,IBM与新奥集团签署了一揽子战略合作协议,IBM将向这家以燃气起家的河北民营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在清洁煤技术上领先的新奥集团是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的唯一到访企业。而早在2007年,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华能就开始尝试建立一些零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排放的清洁火力发电厂,其减排效果非常显著。
沿着“老树新芽”这条线索,一些意想不到的企业收获颇丰。1个月前,澳大利亚Cool nrg公司就向墨西哥的中低收入家庭发放了100万支节能灯,这些节能灯全部来自中国的制造企业,发放总量将达到3000万支,10年内将减少700万公吨的碳排放。不仅如此,“绿色”、“减排”的概念还在最近被厨房用品、空调、玻璃甚至殡葬业所追捧,广东的殡葬业甚至开始倡导“水葬”以避免“火化”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相对应,传统行业的既有发展模式将遭到严峻挑战。注定会遭受损失的除了传统的钢铁、水泥、电力、铝业等排放大户外,航空业意外成为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首个牺牲品。鉴于全球航空业每年大约排放6.5亿吨二氧化碳的现实,欧盟已经做出规定,在2012年以前,所有进出欧盟市场的全球2000多家航空公司都必须承担减排责任。这意味着包括国航、东航、南航在内的11家拥有欧洲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都将付出巨额成本,预计每个座位的成本将上升300元。
“私营企业在减排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告诉《环球企业家》。与国有企业巨头把持传统能源领域不同,民营企业早以其敏锐的嗅觉在新能源、节能减排以及循环利用行业深耕细作,几乎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一批民营企业占得先机。早在2001年就开始专注投资民营清洁企业的青云创投在坐了几年冷板凳后,已有江西赛维LDK和南京中电光伏两家实现上市,成为全球清洁技术风险投资领域的领先者。当然,基于减排战场更多地发生在传统能源和制造业,中国政府仍需要建立市场机制引导民营企业与传统巨头们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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