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体博弈碳减排：中国减碳速度比欧美快两倍

本报记者 兰晓萌 北京报道

拥有飞欧航线的中国四大航空公司最近比较烦。

三个多月前，国航、南航、东航、海航与国内多家民营和货运航空公司一起，被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欧盟要求，自2010年起，这些航空公司进出欧盟及在欧盟内部飞行的航线，所排放的含碳温室气体都将进入欧盟统一的碳市场，按规定比例缴纳碳排放费。

有人算了笔账，这个规定一生效，以目前单位碳价14.4欧元(约合人民币148.3元)计算，一架波音747航班每执飞一个上海至伦敦航线就需要缴纳过万欧元的碳排放费。按照每架飞机350个座位计算，一个座位的往返成本将上升300元左右。欧盟的这项“惩罚性措施”对于早已因客、货运量不足及航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备感成本压力之大的国内航空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大航空公司的烦恼，是碳排放战火越燃越旺的例子之一。实际上，战火不仅在各行业弥漫，而且很快将燃烧到哥本哈根——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举行。

欧洲采取综合措施减排 美国关注清洁能源经济

欧盟单边制定规则的做法起到了“榜样”的效果。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意效仿欧洲，打着环保的旗号割据市场。而同样借“低碳”之名树立壁垒的，还有美国。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中规定，将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特别关税——“碳税”，以确保美国企业“不丧失竞争优势”。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批判美国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在即，法国不顾欧盟一致反对，也提出自2010年开始对从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并将税率定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17欧元，此后还将逐步增加。碳减排正在成为贸易保护开路时挥舞的新大旗。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强行构筑“绿色壁垒”，倚仗的正是他们在碳减排领域取得的领先优势。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王毅介绍，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附件一”缔约方，欧盟国家主要通过“一揽子”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综合政策应对气候变化，其中，EU-ETS和CCS(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两个非常关键的手段，并希望由此确立并巩固自己在碳减排领域的“霸主”地位。2005年，欧盟启动EU-ETS，借市场手段降低减碳成本，并以此作为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并成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追随和效仿的对象。据估计，到2020年，碳交易每年能为欧盟带来几百亿欧元的收入，而这些收益也为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资金来源。除此之外，由于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化石能源，所以欧盟还大力发展了CCS技术，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虽然这一技术目前还不完善，成本也一直是个问题，但它还是得到了欧盟的鼎力支持。7月，欧盟宣布计划直接投资高达8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发展CCS。欧盟还计划在2020年左右使CCS商业化运行。

相较于欧盟侧重减排的战略部署，美国主打的则是清洁能源和金融牌。随着碳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制度的确立，在金融领域见长的美国，极有可能在当前碳排放权“准金融化”的趋势下借“碳金融”夺取全球低碳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全球目前仅有四家碳交易平台，美国拥有其中之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而在后危机时代刚刚站稳脚跟的华尔街金融巨鳄们，也都敏感地嗅出其中的商机，纷纷扩充旗下的碳交易业务，领头的依然是高盛。据悉，早在5年前，高盛就已开始“布局”，一面大量给各个自然保护组织捐款，一面游说政府和国会通过立法限制碳排放量并加大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一面撒好网，伺机从碳交易中“捞钱”。摩根士丹利、美林、美国银行也都不甘落后，正在碳交易市场上小试身手。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势必为其低碳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欧美欲靠技术和金融优势当大玩家

欧美在利用发展优势阻击其他国家的同时，也在主导和制定低碳经济这一新“竞技场”的游戏规则。这些自恃在减排问题上有绝对话语权的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宣言的发表宣言，提出要求的提出要求，纷纷表现出主导议题和控制话语权的决心。

11月23日，欧盟27个成员国的环境部长在为欧盟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统一立场定调之时，表示将重提30%的目标，倒逼其他国家为各自的减排目标“加码”。2007年，欧盟设定了“20-20-20”目标，即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至少20%，到2020年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消费量减少20%。欧盟在那时还提出，如果其他国家做出相应承诺，欧盟就会将减排目标提高至30%。轮值主席国瑞典环境大臣Andreas Carlgre明确指出，他们施压的对象正是中国和美国。

除此之外，欧盟还积极推动达成一项将于2013年执行、建立在《京都议定书》基础上、涵盖巴厘岛路线图所有内容、将所有国家纳入其中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目前这一希望十分渺茫，欧盟将“次优”目标设定为“有约束力的政治协议”，主要内容涵盖具体减排目标、达成“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水平，以及具体的气候融资方案。欧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充当急先锋、力图发挥领导者角色的决心可见一斑。

法国总统萨科齐这几天还在忙着为自己提出的“碳关税”游说其他欧盟兄弟国。他成功地在气候大会倒计时之际，再次引爆曾经一度消停的“碳关税”之辩。

而之前引起同一争论的美国政府在11月25日抛出了自己的短期减排目标，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一标准远未达到其他国家对它的预期。因为多数参会国选择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减排基准。若采用这一基准，美国暂定的减排目标大约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4%，远低于各国所承诺的16%至23%之间的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减排40%的要求更是有很大差距。并且，美国的谈判代表之后表示，在美国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之前，美国无法正式承诺自己的减排目标。这给哥本哈根会议蒙上了阴影。

12月3日，日本《日经新闻》报道称，日本可能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敦促中国强化之前做出的减排目标并呼吁中国设置碳排放量顶峰年度。根据日本这个世界第五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前做出的承诺，到2020年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25%——但前提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碳排放大国也必须立下远大目标。

在日本、欧洲等国眼中“不够严格”的中国标准，是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一目标有可能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现阶段，中国没有承担约束性总量减排指标的义务，却自愿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制定相对减排指标，不仅便于在谈判中获得主动权，还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具备执行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能力。“这个标准是在综合考虑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人口增长、能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基本国情，与国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义务，以及‘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经验与未来时期可能要面对的困难等等一系列因素后确定的。”王毅解释。

中国减碳速度比欧美快两倍

王毅认为，中国的努力并没有被如实评价。“十一五”前三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累计下降了10%，对减少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质贡献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另据麦肯锡的研究，过去15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碳效率”持续提高，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4.9%，而同期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数字为1.7%和2.7%。

“然而，这些努力由于话语权问题和我们自身的宣传不够，并不被西方国家完全了解。”王毅说。

在减碳问题上，中国可以将国际责任、争取排放空间的话语权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自主确立合适的战略和发展路径。王毅提议，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分步实现自己的减碳目标：现阶段应该以“低碳化”为主要政策取向，“十二五”期间将碳强度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十三五”期间是碳强度和结构并重，2020年之后把关注点集中到转变能源结构和发展方式上。因此，如果在充足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有望在2030年-2040年期间达到碳排放高峰，并进入相对稳定的总量减排阶段。

12月3日，中印等四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东道主丹麦提出的要求2050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草案。12月2日，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制定的草案提交联合国。

新一轮博弈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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