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垃圾是否必须焚烧 不焚烧还能怎么做(2)
前不久,国际知名的化学科学杂志《Chemosphere》发表了论文,题目为《中国市政固体废物焚烧厂的二英/呋喃排放》。作者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在我国极度缺乏二英数据的情况下,这份调查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中国50多个大中城市有大约100家垃圾发电厂。而在调查的19个样本中,16个样本的二英排放达到国家环保部目前的标准,即不超过1.0;只有6个样本达到西方普遍采用的欧盟排放标准,即0.1。较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市政垃圾焚烧厂都能达到欧盟标准,中国的市政垃圾焚烧排放控制还有较大差距。
“最近五六年,垃圾焚烧发电厂大都达到标准了,除了那些国产的火炉、土炉之外。”聂永丰很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惧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对遍地皆是、危害无穷的土炉垃圾焚烧无动于衷。就在民众群情激昂的番禺,现在仍有5座垃圾焚烧土炉在使用,它们产生的有毒物质比起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多得多。
据聂永丰介绍,广东南海就是一个垃圾处理方式演变的典型,从最初的垃圾随意堆埋,到村村镇镇小土炉,再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发电厂。“南海做得很好,他们的垃圾发电厂就建在大学城旁边。”聂永丰说。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也比较顺畅。
但是,垃圾焚烧即便在技术上可控,在实践过程中,对于高水平管理的依赖也让人难以放心。“有时候我也不放心,地方政府也不是真正都听专家的。”聂永丰说。对于民众的担忧,他表示理解。
我们多产出了多少垃圾
中国的大都市不少都面临垃圾围城。北京现在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正在超负荷运行,据称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上海、广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其实,“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3年,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花费了23亿人民币。
而眼下情况更为糟糕。据一项最新统计,中国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垃圾生产有1.6亿吨,这些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
王维平随手拿起一个垃圾筐:“你看看,这里面有多少垃圾是包装物?”在那个垃圾筐内,除了几张废纸外,几乎全是包装物。
“城市垃圾按照体积单位来衡量,77%都是包装物。”王维平说,在国内,一个月饼的包装就有八层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装”,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将减少12%~17%。
但我国并没有《包装法》。200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才明确了限制包装,但仍未作出具体规定。唯一的实际成果是由发改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的“限塑”运动。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垃圾产生量与这个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东京从1989年以来,已经连续19年实现垃圾负增长。欧洲的垃圾总量也是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减量已成为垃圾处理的第一要务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比如净菜进城,如果每天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而这些废料还得作为垃圾拉出去,往返无效运输。食品安全也无法保障。”王维平说,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还在城内建设农贸市场。
北京大小餐馆有2.3万多家,每天产生2000多吨餐厨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饭导致的无端浪费。“单单是净菜进城和不许剩饭,北京城的垃圾总量就会减少22%。”王维平说。在日本,超市里买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垃圾进行计袋收费,餐馆都会尽量减少餐厨垃圾。
“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与其花费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中策是产生垃圾后尽可能转化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王维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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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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