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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之学术峰会第二单元实录

2010年03月20日 13:48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凤凰网财经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于3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报道。下面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之学术峰会第二单元实录。

刘世锦：现在看来时间也是比黄金更重要的资源，好在我们提出问题下来讨论可以继续进行。刚才讨论也谈到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危机来的时候不同的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往出走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刚才谈到亚洲增长比较强劲，美国次之欧洲最差，面临挑战可能也不同，美国最近增长主要是再库存化，那么以后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希腊这个事儿我个人感觉到并不是大的事儿，但是刚才讲到公共财政杠杆、危机的问题，如果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怎么处理这些杠杆，将来会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什么影响。新兴经济体通胀的问题，资产泡沫问题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应该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是不是有这样问题，复苏阶段除了讲的缓慢、曲折，所谓的多样性也是一个问题，有了这个多样性以后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就在增加。第二这个中间是不是也有机会，因为是有差异吗。最后一点可能共同的任务都需要结构调整。我们这节到此结束，大家想提的问题下节继续提。谢谢大家！

刘鹤：我简单介绍关于中国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基调。大家知道2009年当金融危机恶化以后，中国经济首要任务，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保增长的内涵实际上是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政治的稳定，我们已经看到政策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到今年我们感觉到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新的重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中央政府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不变，但是同时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用最短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将把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作为今年经济政策的重点。不久前温总理特别强调，要在增长、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们这节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将从全球视角和国内视角出发讨论有哪些现实的挑战和风险。首先我们热烈欢迎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先生。

迈克尔.斯宾思：非常感谢刘博士，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刘博士刚才谈到的话题我过一会儿会谈，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希望今天论坛之后再单独交流这个问题。我想说中国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首先谈一谈资产泡沫，我想在最近的危机当中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而且可以再被大家拿出来学习。资产泡沫是有周期性的，不同的观点认为，可能全世界大家都会发现发现资产泡沫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干预资产泡沫也比较困难，我想所有人都同意的观点，资产泡沫往往与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包括很高的杠杆率是相随的，尤其是在居民的这个层面，因为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说包括他们的房屋、退休金以及储蓄或者投资的领域，我们通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资产的价值在不断的上升，很多让向他们借这些资产以获得3%—4%的资产回报率，事实上他们发现这样的回报并不是真实的，最后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当然我并不是指所有人，但是我想说危机之后这种去杠杆化的确需要额外更长的时间，事实上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如果可以把我们资产负债表进行重组，就能够在全球找到新的需求，而且能够增加1万亿美元的需求，另外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进行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另外在激励或者经济刺激融资措施方面的回报也是逐渐的下降，因此在与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主要受到危机影响国家国内需求方面也会逐渐的下降，未来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选项？我们显然对资产泡沫概念还不是很明确，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他们需要做一些判断，那么在做判断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我们所要做的是做判断的时候尽可能少犯错误，显然我们是有这样的选择，首先在监管方面尽可能对杠杆进行限制，目的是要避免历史的重演，因此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减少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但是同时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在上升，这可能是对现在情况很好的描述，现在大家都同意一点，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赤字的财政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计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避免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美元的波动性。现在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架构或者机制有一个比如说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没有人会否定这样的提议，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将一直是中央银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观点，他不应该是中央银行唯一考量的问题，那么央行其实还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关心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或者储蓄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包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谁来进行监管、谁来进行干涉，到底央行来做还是谁来做，这取决于谁有更多信息，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对于整个体系的认识。而且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或者金融系统的改革的结构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谢谢！

刘世锦：迈克尔.斯宾思先生。下面请樊纲先生发言。

樊纲：谢谢！我想也是回想到去年我们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预测中国经济去年的情况，我们应该将来也做个记录，每年开会大家讲了什么，谁讲对了谁讲错了，我提这个建议是因为我讲对了，去年我认为中国经济达到8%以上的增长不成问题。我之所以有那个信心，一方面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更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在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在压泡沫、在压那些膨胀，所以没有使经济向其他一些经济一样达到大泡沫的程度，从经济学基本道理来讲没有大泡沫后面就没有大危机，调整起来相对容易，而中国经济拐点在07年四季度而不是08年四季度，已经经过一年调整再实行新调整应对危机就比较容易。从这点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其实这也是宏观经济学基本的要求，要做到逆风调节特别重要的是要在繁荣期要采取反周期的政策，而不是在繁荣期看着泡沫起来，当然大家说不知道风险在哪里，失于监管、调控，等泡沫大了最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现在中国应该说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今年在我看来也会实现8—9的增长率，而且今年在一定程度上会实现正常增长，也就是说，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再像去年那样是政府的支出，而是更多靠市场力量，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包括企业部门投资增长，继续包括居民消费增长，包括外贸出口至少不像去年负增长，这样经济增长就趋于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可以说又进入了新的繁荣期。从今年开始到明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又会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因此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挑战是同样的，如何管理繁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率、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繁荣期的问题，这个对我们都是重大的挑战。我个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威胁有，但是近期内看还不是特别大，2月份2.7%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基于去年这个时期的通货紧缩，有统计上的问题。如果按照月度环比2月份通货膨胀没有比12月份高，几乎是0。而更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讲确实是资产泡沫，因此管理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怎么管理财产市场、资本市场管理这些杠杆等等。过去教训也在于此，这次金融危机也是因为财产泡沫资产泡沫，回想过去30年主要危机不是因为通货膨胀而是因为财产膨胀导致的。刚才说了宏观当局不仅要看到通货膨胀而且要看出广泛的问题，如何管理资本市场管理资产泡沫问题是我们着重考虑的。第一要有预见性，就是要早调整，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再调整。因此，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调控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用哪些手段调，仅仅靠教科书财政、货币这些工具，我认为资本市场上还不够。我认为通过金融政策，包括按揭贷款啊，包括对杠杆的控制等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管理。这方面我们都经验不足但是吸取各国资产泡沫导致危机的教训，我想金融尽管还不过还需要其他的政策，希望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中国现在做的事情也许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还有很多行政体制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因此还不得已搞一些直接控制的政策，比如说金融政策、比如对按揭的管理也许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顺便说一句，不是说体制没改就不要管理繁荣，落后国家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可能更需要管理繁荣，否则一旦陷入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管理好繁荣中国最大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宏观政策、结构调整和微观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容易产生泡沫，包括房地产市场上容易产生泡沫很大原因是在于体制不健全，这些体制不改就对政府的手段天天要调整，而且经常会出现问题，如果更多的稳定器不排除还会出现问题，如果内在稳定器会使我们管理繁荣抑制资产泡沫的问题不一定得到缓解，但是可以使经济的变化更有序，使政府的政策也更加能够实现。

刘世锦：下面请氏家纯一先生做讲演。

氏家纯一：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阐述一下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早期日本经济这段经历中汲取什么经验和教训。日本泡沫经济起源追诉到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协议中一年中日元兑美元急速上升30%，日本共计五次把贴息率降到2.5%，导致日本国内出现大量资本过剩，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广泛的经济，造成九十年代早期泡沫经济的崩塌。日本的经验教训是一旦泡沫扩大和破裂之后，就会导致经济严重持久的低迷。在给定的时间内，我希望围绕货币政策阐述以下三点。

首先大部分中央银行目标保持其货币价值的稳定。但是资产价格本身的变动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同时当资产价格上升时经济活动会被信用扩张刺激，即使存在时滞最终仍将导致物价上升，所以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同时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资产价格，虽然日本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不过因为当时的繁荣过热以及物价上涨一开始并不是太热，所以当局并没有改变政策的紧迫性，1985年通货膨胀高涨日本银行转为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那个时候泡沫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扩大蔓延开了，资产价格和物价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大幅度的偏离，中国也是这样，宽松货币政策之间也可以观察到资产价格先与物价先行上升的现象。

第二，有人知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正处在泡沫经济当中，我想说的是如果出现资产价格的急速上升，同时货币供给的扩大，这些就是可靠的危机信号，尤其在针对房地产部门的信贷。在日本的泡沫时期，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建筑三个产业融资达到银行融资总量25%，特别是很多房地产相关融资通过监管当局看不到的非银行机构实行的。我们应当严格的控制通过非银行的信贷渠道，比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所做的投机性地产贷款。

最后，我想说一下在风险没有表面化之前如何掌握经济中的潜在风险和实施前瞻性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日本经济发生泡沫时，那个时候公众强烈的反对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才支持政府干预资产泡沫的时机过晚措施过少，在1989年5月我们才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即便实施这个政策之后股价和地价分别继续上涨半年和两年以上。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步调正在加速，正在达到需要警戒的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今年政府应将货币供给就是M2供给量增长率降到17%。

刘世锦：下面请郑永年先生发言。

郑永年：谢谢主办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再次给我一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意见。我想讲的是怎么样预防房地产泡沫转变成为社会泡沫。这几年中国对房地产社会上争论很大，房地产是不是一个经济泡沫，我想这个问题应当留给经济学家去回答，我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从现象上看不是经济学供求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房地产的控制率1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85%以上家庭买不起房子，我想这不是经济学所能解释的。

我担心，从一些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房地产事情处理不好，在中国尤其华人社会很容易变成社会泡沫，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甚至对华人来说，像新加坡、香港，主要是社会的民生权。我们很担心西方的人权观念会影响年轻人，影响中国社会，导致不稳定，我觉得这点没必要，华人社会对于民生权认同度非常高，而不是说西方所说的政治权力。如果认同度很高的民生权，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权力如果不能实现我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怎么办？下面有几点。

第一，我觉得要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一直被看成经济政策，我观察在房地产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像新加坡，我觉得房地产是社会政策，如果看成经济政策房地产GDP功能就凸现出来，社会功能就会忽视，这个思路不调整我觉得会有问题。

第二，要调整中央跟地方的税收关系，财政关系。因为现在房地产的主要高涨的角色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是地方财政，大家都在骂地方政府，我觉得光骂没有用，主要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因为94年分税制财政向中央政府倾斜，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要不就把多分钱给地方政府，要不就是把地方职能收上来，光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我觉得不会遏制房地产涨价。

第三，要增加中国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因为中国前30年改革完全是生产性投资取得的，对社会性投资不够，每次经济危机来，中国都是牺牲社会政策来取得经济增长，97年金融危机就是靠教育产业化，教育成了经济增长很大的能源，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房地产成为经济主要增长能源。这些领域在很多的国家都需要大量政府投入，那中国成为暴富经济增长我觉得不正常。

第四，要限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越来越成为房地产领域，我觉得会跟私人投资一样会把房地产炒的很高，那么国有企业是公家的，所以中国国有企业运行我觉得不太正常，国有企业亏本了要用纳税人的钱填补，国有企业赚了钱就是国家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社会改革需要大量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用于社会改革。最后我觉得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原因，我觉得外国热钱的投机，现在发展阶段中国房地产过分的开放，因为自己社会需求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大门向外国人开放我觉得不正常，像新加坡80%房地产属于政府，外国资本进不去，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钱房地产大门向外国投机开放，我觉得这个要限制。

另外一块是私人资本，中国很大一块是私人资本投机，很多人买了房子放在那儿不住。私人资本不仅在中国投机，中国私人资本到美国、欧洲、新加坡，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私人房地产炒的很高，我们买不起房子。中国应该向私人资本开放其他领域。要控制房地产市场从技术上不难，主要是政策思路要调整，思路调整了以后才能有效的制止。谢谢！

刘世锦：下面请姚景源先生发言。

姚景源：我认为2010年我们中国经济面临物价上涨的局面，但是我们得看到在中国2010年我们是导致通胀的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目前我们导致2010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主要原因，第一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就是说国际市场上大宗基础性商品价格的变动，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特别是中国经济对这类国际上大宗基础性商品依赖程度比较高，所以它就有可能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导致我们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第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过高的通胀预期，过高的通胀预期也会导致人们的行为，也是整个社会出现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大的风险。第三，各位知道，我们重要要优化我们的结构，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式很重要的是实施改变，其中价格改革是很重要的环节，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境保护，我们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应当实施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当中转变出来。所以这种价格改革也必然的会推高我们的物价。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从我统计学技术角度看就是翘尾因素，因为去年我们全年是-0.7%，那么翘尾因素也会对今年整个价格造成影响，这是导致中国2010年出现通胀风险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存在抑制通胀的因素。第一，我们的农业稳定粮食丰收。各位知道中国去年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就是中国粮食已经连续六年丰收，看建国60年来的记录，中国粮食基本上五年一个周期，现在中国中国打破了这个周期，我们农业连续六年丰产。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有一句话，粮价稳百价稳，应该讲农业粮食的丰收和稳定为中国2010年价格基本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是行业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这个局面也会抑制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发生。所以看中国的价格要看到我们现在，导致通胀的风险因素和抑制通胀因素同时存在，如果把改革开放30年历史看一看，几次大通胀再来探讨规律性，这30年改革开放大的通胀，最高的1994年，CPI24.1，1988年是18，我们在30年改革开放中大的通货膨胀有什么特点，三件事碰在一起，第一就是经济过热，比如说1994年我们CPI24.1，但199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我们去年是30，1、2两个月是26.6。第二是农业特别是粮食出了问题。第三就是货币和信贷的过量发。如果说这三个因素碰到一起，我讲中国躲不过通货膨胀，现在一定不能让这三样东西碰到一起，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处理三个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成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是核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让它往下下，我觉得我们要防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如果经济往下下，又要把整个精力放在保增长就会耽误结构，但是也不能过热，如果过热通胀预期管理不住。所以我觉得解决2010年物价上涨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

大家知道温家宝总理今年提出我们目标是保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左右。这个指标我觉得应当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价格走势来看我觉得是难度比较大的指标，比如2月份已经到了2.7，2月份的2.7从技术分析刚才樊纲同志已经讲了，2月份同比2.7，环比1.2，如果分析我们环比的1.2中鲜菜鲜果占了0.57，然后同比的2.7我们食品类占了2.01，就是74%。所以说目前来看鲜菜鲜果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主力，如果再回到2月当月考察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气侯因素，今年冬季低温多雪导致鲜菜鲜果物流受到影响。还有春节因素，同比今年2月有春节，起来2月不是春节。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中国今年确实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我们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尽管3%是难度很大的指标，但是我相信宏观调控作用下，我们能够完成和实现这个指标。谢谢各位。

刘世锦：下面请夏斌先生。

夏斌：各位大家好！我注意到前面几位已经超了我尽量注意时间，我尽可能按照几个准备好的观点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中国资产价格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我认为舆论界，特别是美国的舆论界是很自由、很活跃，也是很可爱的市场。

大家想一想，在2008年底2009年初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在2009年的增长在6%，甚至6%以下中国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在去年的第三季度，有些预测的人又在不断的修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中国的学者已经警告中国经济复苏中存在风险的同时，希望舆论界更多的是唱多中国，特别是资本市场上。今年以来又出现了中国资产市场泡沫要破灭，中国经济要崩塌这样的舆论，而且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那么怎么读懂中国的经济？去年我曾经讲过，中国的经济系统毕竟和美国的经济系统不一样，尽管可以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研究一些问题，分析框架可以用经济学框架分析，但是两国经济体系内很多机制不一样，我举个现象，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这个期间，美联储资产增加了两倍，从7、8千亿增加到2.4万亿左右，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的贷款不但没有增加而且下降50%，当然美国企业融资方式不仅仅是银行部门。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同样采取了刺激的政策，人民银行在去年的第一季度基础货币稍微一放松整个社会贷款马上出现了天量的增加，贷款的实际增长率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论证解释。

而去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变动，一方面在有效的稳住的中国经过增长的同时，带动了拉美一些大中出口商品国家，以及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增长，中国的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确实作出了贡献。有位美国学者有个数据统计，他说从2008年的10月到2009年的3月，在这轮各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中间，财政的刺激性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在这个期间中国是最高，占到6.8，美国占了5.4，日本2.3，德国1.6，英国才是0.9，就是说中国在这轮财政复苏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隐患的代价，我就不展开分析，因为分析太多了。所以，尽管应该肯定在推动去年中国经济实现尽快复苏中间，中国的房地产业投资的作用功不可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去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当中中国房地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警惕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以及防止房地产泡沫突然之间的破灭，我认为同样是今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大的内容，对此，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工作者、研究者来说，我个人认为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一，其实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资产价格再这样快速上涨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就是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而且给予充分的关注。第二，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有关政策措施给予调控，包括增加中低收入房住房的措施，和打击投机买房，打击投资买房的措施。有些政策效益出来了。第三，在当前复杂经济全球化趋势中间进一步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关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兼顾问题，要考虑一个经济系统中间房地产制度的建设，和非房地产制度建设的衔接、配合问题，因为不仅仅是房地产金融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设应该以消费品为主，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学德国的模式，而不是学美国房地产上的做法，考虑当前经济复杂形式我个人认为应该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健全中国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房地产各项政策制度，既不能不重视当前泡沫隐患又不能过于着急，我认为目前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朝着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房地产的方向走，我也希望这个方向不要变，继续走下去。本来想讲结构问题，算了来不及了，谢谢大家！

刘世锦：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有一个小时，我们开始是10：10分，我想我们可能再花15分钟进行问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提问：我刚才非常同意郑永年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现在房地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的问题，实际上里面涉及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我想很多经济政策能够在具体房价简单做一些调整，但是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第一是房地产问题涉及城市规划的问题，实际上要非常清楚到底一个城市整体规划里有哪些土地使用是居民住房使用的，还有哪些是商业性使用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简单反对土地拍卖我觉得不见得合理，坦率讲商业用地拍卖越高对政府收入越高应该是好事儿，所以首先城市规划真正合理制定以后有一定刚性，现在坦率的讲我们城市规划没有刚性。第二是城市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刚才郑永年已经提到，城市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会职责，需要有合理收入，很多像物产税，没有这些税收来源政府只好采取不合理的方式。另外，政府的收入使用可能不够透明、不够合理，也使得公众对卖地的钱怎么使用也有疑问。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谢谢。

吴敬琏：我给氏家纯一先生提一个问题，他刚才讲演非常深刻，对于中国经济学非常注意的想从日本的20年失落吸取教训。因为大家公认是因为日本的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崩溃自己了失落，所以中国人非常注意研究、学习，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教训。但是对于日本到底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这么大的泡沫，实际上中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氏家纯一先生刚才讲到了，这个问题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了，因此出现了升值的趋势。那么因为出口的需求不足，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日银就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个政策看起来短时期很成功，但是导致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问题就在于这个机制是什么？从《广场协议》到巨大的泡沫形成，这个中间经济上的机制是什么不清楚，在中国有很不同的解读。我想问氏家纯一先生，你怎么看？从《广场协议》到泡沫生成这中间的机制是什么？谢谢！

氏家纯一：首先我想说我们日本当时在广场协定，在1985年之后我们是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外需的低迷，所以我们得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内需，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央行进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外从消费者层面来看，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有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确进一步扩大了私营部门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但是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居民他们拥有较大的财富，差不多14万亿美元，他们的资产主要以房屋的形式存在的。由于房屋价格的飞速的增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和风险，而这并没有真正的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在这段时间对于资本的支出的需求也没有跟着上升，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看到只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的非常快。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发现，通胀或者价格的指数并没有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我们也并没有很早认识到这种通胀率的上升，可能我们发现时可能就比较晚了。

：我提一个问题，我是来自民政部的，我管老年人、儿童的社会福利事务。今天非常高兴听到一点经济和社会关系，前两天我提到改革者为什么会忘记自己会老，我发现很多老的改革者他的护理问题非常大，但是我们经济发展你们说泡沫，你们说金融问题的时候，你们说很多问题的时候，那养老产业，儿童福利问题，包括房地产的标准，我们看看哪一个小区给老年人建了活动场所，给儿童建点很方便的园地呢？在北京极少极少发现。我想请在座的特别是主席台的嘉宾能不能回应一下，到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多紧密的联系，该不该重视一下老年问题、儿童问题？谢谢！

刘鹤：因为时间关系结束以前每个嘉宾1分钟左右时间说几句话，还是按照原来的游戏规则。

夏斌：那我就把没说完的说一下，一年来中国资产价格涨落起伏与美国金融危机危机下中国的调整，因此要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包括其他有关国家都要加快危机后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要忍受因为危机所需要付出的一定的代价，寻找新的增长点。

姚景源：我认为如果说我们把握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我们今年提出的保持物价上涨3%左右的目标就完全能够做到。

郑永年：我自己的观察，人类历史上有两个主义最了不起，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最好方式，社会主义是保护社会最好的方式，中国现在只有市场经济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我觉得中国正是时候要发展社会主义了。

氏家纯一：我想说说汇率问题，因为在日本在85年《广场协议》之后，我们汇率对于美元大幅度上升，我想这种非常大幅度的汇率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研究的困难，那么我想我们需要让整个行业能够对于汇率变化进行非常快速的调整，那么我想有一个比较灵活而且高效的汇率的政策将是这一经济沉淀发展有意的。

樊纲：我们经济学作为专业只能对经济方面作出贡献，希望搞社会学的人多讲话，多参与决策，这些问题可以从不同专业角度大家共同对发展的进程作出贡献。

迈克尔.斯宾思：我同意各位的发言，我想国际的经验的分享都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各国经验都是赞同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重要，不然我们将会全盘皆输，另外我们还面临两个挑战，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第一现在流动性泛滥，一分钟前我们讨论到了让他们再重新调整自己资产负债表时他们不会花太多钱进行消费，在美国这也是导致资产价格不断的上升。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资本流入的限制或者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很难控制我们的通货膨胀。第二个挑战应该说更加具有争议，其实每个人都同意适当的通货膨胀是好事儿，价格稳定也是一个好事儿，现在应该说把我们的目标要放的稍微高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缓冲，也就是说面对滞胀或者经济下行时我们有更大的缓冲地带，同时也能够给一个国家在控制或者调控通货膨胀当中对于价格的管理有更大的余地，比如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大宗产品的上升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因此，我们要考虑这两者。谢谢！

刘鹤：谢谢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这个单元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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