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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午实录

2010年01月09日 09:26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时间：2010年1月9日上午

地点：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

主办单位：光华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北京大学MBA联合会

网络支持：凤凰网财经

特别支持媒体：中国企业家

曲向东(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曲向东。

欧阳夏丹(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欧阳夏丹。

曲向东：而且我特别骄傲的，我是北大的学生，也是光华2001级的学生，夏丹今年还是在读的小师妹。

欧阳夏丹：非常荣幸主持今天的论坛，而且我们也看到每年一度大家都会会聚到北大，在这个地方来交流，他们碰撞出来的火花，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变革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曲向东：而且我们又将迎来一批我们今天社会的中流砥柱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一些观点，首先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欧阳夏丹：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

曲向东：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

欧阳夏丹：国家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李荣融。

曲向东：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奇帆。

欧阳夏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

曲向东：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欧阳夏丹：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

曲向东：还有我们尊敬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欧阳夏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

曲向东：我们也非常感谢新浪财经对于我们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支持。

欧阳夏丹：首先让我们有请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致词！

蒋正华：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新年好！

2009年已经过去，这一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充分发挥了制度的优势，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有利的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的落实了一揽子计划，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现在有许多国家在讨论北京共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之中，世界经济好转的态势比2008年末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要好一些，但是总的来说，经济转好的基础并不稳固。最近在冰岛债务危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又发生了迪拜和希腊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还不是个别的特例，不少的国家都存在着类似潜在的一些隐忧。现在许多人正在热烈的讨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究竟应该往哪里去？谁将引领本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有很多年了。15年前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大概10年以前有所谓中国维系论，现在有很多人在谈着中国责任论，这种情形我觉得跟20世纪初的时候很相似，20世纪初也是世界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当时有很多人讨论20世纪经济往哪里去？20世纪哪些国家将引领世界的发展？当时讨论的热点中心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最后是美国上去了，阿根廷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认清形势，科学的制定对策，坚定的付诸行动是能够成功的关键，所以现在我们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从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从历史的深度为我们的发展定位。从战略上我们要树立雄心大志，从战术上我们要谨慎踏实的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不能因为有人说坏话我们就动摇，也不要因为有人说我们的好话而浮躁，要着眼于长远，立足于现实。既要看到成绩，鼓舞我们的信心，同时更要看到我们的问题，深入研究，吸取好的经验，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这个全球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要取得主动，必须从四个方面采取行动。

第一个是科技革命。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正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当中，它的核心就是信息、生物、航天、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综合。有的人认为技术可以买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也问题不大。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买技术的工作现在也要做，但是这个是一种战术性的，战略上我们还是要根据中情况，大力培养创新的能力。我们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也可以看到，只有某一个领域我们有了创造能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买到更先进的技术，才能够买到更高端的这样一些技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方面的目标，我觉得不要放在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方面，我们现在要着眼于国家的需要、企业的需要、民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要瞄准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来提高我们的创造力。

第二是能源革命。化学能源在今后一段时期还会是最好、最廉价的能源。我们知道化学能源也已经经过了三代，从木材、煤炭到石油，当然还会有可燃冰或者其他的一些油砂等等，但是总的来说，显而易见，化石燃料已经到了它的末级，所以我们应该在战略上大力发展新技术，但是从战术上我们还是应该因时治理，根据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技术成熟的程度。很多新能源虽然已经有了，但是代价非常昂贵，我们应该根据我们发展规律，有计划、有序的来推进新能源的应用。

第三是增长模式的革命。增长模式我觉得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以产业结构和应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来改变增长方式，来实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经济。第二层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我们通过体制机制不断的完善，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讨论。比如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媒体上就在讨论所谓国进民退的说法，我是很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不要概念式的这样一种提法，实际上我们经济怎么样发展，要看什么样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怎么样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富裕。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很多需要我们很深入的讨论，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目的、增长的途径、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目标评估等等这些方面来进一步探讨。

第四是生命科学的革命。这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除了它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之外，对于人类本身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这个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长期的趋势，大约在100多年的时间当中，人类的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了20岁，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还把老年定义为50岁，但是到了20世纪中的时候就改为了60岁，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是65岁，甚至更晚一些退休来作为一个标准。

曾经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些人讨论，甚至在报纸上宣传所谓“人口红利”这样一个观点，我不赞成这样一种宣传方式，当时劳动力便宜这个确实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人口红利这种情况把我们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的廉价和所谓人口窗口。所以在生育率降低以后，就要提倡多生一些孩子，这个实际上就把劳动力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中国实际上过去长期以来劳动力非常富裕，也没有发展起来，现在国外有很多劳动力很便宜的国家也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发展的根据，还是在于我们正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各个方面创造的发展条件。美国在50年代出口商品大量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实际上并不是劳动富余的，所以最后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国外要高四倍，因此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可以取得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要有一些正确的分析，以便我们提出科学的对策。

今天是专家学者云集，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三结合，我们共同来总结应对金融危机当中的经验和教训，研讨后危机时期的发展大计，我觉得这十分及时，我很期待在这次讨论当中能够产生很多智慧的火花，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衷心祝愿本次新年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欧阳夏丹：非常感谢刚副委员长的致辞，他给出了很多的建议，而且在他的发言当中有多次的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关键时刻”，的确这一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企业来讲都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我们怎么样既能够抵御住金融浪潮的席卷，又同时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在这样的时机下我们召开这个论坛显得非常有意义，真心希望听到各方的真知灼见。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先生致词，掌声欢迎！

李金华：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能够应邀参加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十分高兴，一个是今天的主题很具有挑战性，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是今天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将要发表精彩的演讲，我和大家一样一定会受益匪浅，祝贺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去年一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努力，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取得了突破金融危机影响的初步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年甚至在今后的若干年，我们仍然面临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最近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我个人认为对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设非常关注的有以下几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向我们专家和学者进行请教。

第一我比较关注如何进一步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我不赞成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立起来，我赞成刚才蒋委员长讲的，不提倡谁进谁退，我觉得都应该进，不存在谁进了谁就必须退的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发展，最后形成一种真正的缓和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建设现代新的城镇、人口的城市化、增加就业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次金融危机能够顺利的通过，能够顺利的渡过，与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如何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如何认真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方针？

第三如何深化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个问题是一个老课题，但是也是一个新课题。我觉得我们这次战胜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大家可能记得，在90年代中期，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体制改革下了很大的决心，发了文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核心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因为有了那次改革，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金融系统整个的影响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得益于当时的改革。但是下一个30年我们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子如何走？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依然离不开深化改革。比如说像财税体制改革，90年代中的财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到现在我觉得是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时候。再比如说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改革，这个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要发展，而且要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除了极个别的行业以外，要向混合经济体制发展，而不是那种高度的垄断，我认为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四如何有效的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这是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也没有更多比较成熟的看法。要看到，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有些可能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些也许在今后若干年才能陆续的显现出来，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我记得过去毛主席和周总理经常讲的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要对我们的前途充满信心。

当我们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把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程度。我愿意借这个论坛和以后的各种机会向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请教，谢谢大家！

曲向东：非常感谢李金华副主席，而且我也非常感动，刚才在李金华副主席的致辞当中，多次用到了一个词是“请教”，我想这不光是对北大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的尊重，非常感谢。

我们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副书记杨河先生致词，掌声欢迎！

杨河：尊敬的蒋正华副委员长，李金华副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新年伊始，瑞雪初降。天气虽然寒冷，这么多领导、嘉宾和朋友们一起共同探讨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走向，令我非常感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对今天莅临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各位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创办于1998年，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了，一年一度的北大光华论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经过11年的发展和创新，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每届光华论坛都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态势，认真严格的经过讨论选出一个最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作为主题，邀请杰出的学者、企业界人士与政府官员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共享思想成果。例如2008年第十届论坛以中国改革30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2007年论坛以奥运品牌之度为主题等等。这些论坛由于紧扣时代脉搏，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举办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次光华新年论坛将对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各种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李金华副主席已经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使我们受益匪浅，今天上午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国家发改委解振华主任，重庆市黄奇帆代市长以及东道主，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都将分别发表演讲，下午的分论坛也将从全球化的中国银行业，新能源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创业创新持续发展和中国汽车业发展展望四个方面继续展开讨论，这些演讲和讨论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智慧和新的启发。

在面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各国的方略都有所不同，危机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转折点，危机意味着新的机遇到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为取得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胜利，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本次光华新年论坛的举办，可以使我们把握住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为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准备条件。为此，我再次预祝本届光华新年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欧阳夏丹：非常感谢杨河副书记的致辞，在他刚才的致辞当中也是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论坛的流程和内容，也是一次新的智慧，新的启示，相信今天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接下来的时间，我想更多的要留给我们今天上午即将要做主题演讲的各位嘉宾，他们将就如何把握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些新的机遇，如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当中找到立足点，实现自身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如何去防范下一次危机的发生等等热点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展开充分的讨论。既然说到是讨论，也需要我们在场下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各位朋友积极的参与。所以每位演讲嘉宾发言之后，大家都可以针对演讲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和开放的环节当中大家可以充分的展开交流。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为大家做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的商业机会》。

厉以宁：大家好！今天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只有调结构，才能持续有商业机会。2009年中国的经济首先是复苏了，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但是我们要趁其他国家正在复苏或者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时候要抓紧时间调整结构。危机以后的商业机会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能够真正调了结构，调了结构就有更多的商业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经济率先复苏了，再走从前的老路，我们不要以为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可能有所好转，于是就盲目乐观。如果不调结构，走老路，又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中，这个怪圈是什么呢？就是高增长、高通胀、高污染、高产能过剩，然后就是紧缩，然后就是再次投资再起来。这个怪圈当中，我们不调结构就摆脱不了这个怪圈。

我们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要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就一定要把调结构放在首位，这样对国外来讲才有持久的商品竞争力，对国内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调结构，调结构才能够使我们和谐、清洁的发展。如果是带来了更多的污染、资源枯竭了我们怎么持久？在调结构当中，除了产品结构以外，还包括收入分配的结构，要扩大内需，这才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如果不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不能让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收入总分配中占的比例增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持久的扩大内需。

第二个问题，商业机会的出现和能否抓住商业机会同宏观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在2009年从低谷逐步上来，甚至达到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推出呢？是不是宏观政策要转变呢？我认为现在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至少暂时还不能动。为什么不能动？因为我们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假定现在就变了，我们的商业机会实际上也就丧失了。

通货膨胀是要预防的，但是通货膨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就是投资需求过大，引起了各种物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和信贷的膨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通货膨胀的形势之下，如果采取紧缩的政策，那么对于压制通货膨胀可能是有一定的效果。第二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就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原因是在于工资成本还有其他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单纯的采取需求的紧缩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的，因为只能是供给更困难，需求也下来了，供给也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引起经济的混乱。第三种就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由于国外的原因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石油价格如果上涨了，中国是一个需要石油进口的国家，这种引起的物价上涨就是属于输入型的，国际粮价上涨了，虽然我们需要进口一点粮食，量不多，但是会引起一般的人都买，因为经济学跟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当中，天气预报讲明天要下雪，大家都希望明天不要下雪，但是再多的人希望不要下雪，该下雪的还是要下雪，但是经济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如果大家都说粮价要上涨了，国际的粮价要上涨了，国内的粮价可能要上涨，尽管进口的粮食很少，但是你每人都买一袋米，马上粮价就上去了，这种情况跟股市是一样的，大家都说股市要跌，大家都抛了，股市就真的跌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国外在石油方面，在粮价方面，当然还有铁矿石等等都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输入型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靠紧缩政策没有用。

以上三种通货膨胀，当前我们要解决的还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要注意，不要再出现盲目投资，不要再出现产能过剩，不要出现信贷无限制的通胀，这都是属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目前还不用变，通货膨胀当然我们需要警惕，要防止，但是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我们最担心的是滞胀，通货膨胀跟失业是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中国的特点，中国滞胀不是像国外所说的增长率降为零以下，或者增长率降到一左右，不是这种情况，中国滞胀可能是保持中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比如说增长率到了6%多，在国外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滞胀的开始，所以假定我们滞胀率低到6%了，而物价还在上涨，这就是滞胀。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有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失业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的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失业的压力，我前年冬天在欧洲，当时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西欧的经济学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西欧国家年增长率能保持在2%到3%我们就很高兴了，国内没有失业的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当年11月增长率掉到了6%多，你们国内就这么慌了？我说你们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你们的工业化2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你们农村的劳动力都释放完了。你们现在每年人口增长率又低，他们达到就业的标准就把空位填补上了，所以你们有2%或3%的增长率是很不错的，你们可以把外来移民的就业安排了部分，另外你们西欧国家是全国统一的，城乡都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是小农场主，住在农村，一切跟城里的待遇是一样的，他们有房子，自己有地，他们要还要跑到城里来打工吗？他是那么曾祖父做的事情，所以说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国家，农村劳动力不断的往城市里面走，他们不仅为了收入，而且是为了能够跟城市的市民取得一样的待遇。现在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新生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最不一样了，80年代、90年代初出来的那一批农民工是老农民工，他们的根和心都在农村，他在农村是老姜，他出来打工的目的就是赚几个钱回家讨老婆生孩子去。现在就不同了，新生代的农民工都是85年以后的，都是9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出来就不再回农村了，他的心不在那里，就在城市里面，这个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到那个城市去，而且不断的在往外流。不保持比较早的增长率怎么行呢？太高了不行，但是8%到9%之间还是可以承受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当我们经济达到6%以下的时候，滞胀就更不行了，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待就业的人。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防止滞胀？所以即使将来通货膨胀了，但是不要使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那样会更严重。所以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到什么情况？主要是结构性的调整，因为货币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是总量调控，准备金率提高和下降是总量调控，利率升和降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所根据的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它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货币流量分析往往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讲流动性过大了，没有想到一下子流动性过大就变成了流动性不足了，原因在于总量的分析不解决问题。

去年我们到广东调查，专门对小企业做调查，他们在银行借不到钱，那么他们怎么维持呢？就靠高利贷，高利贷政府不管，他说是你们招募方自愿的，一个愿意贷，一个愿意借，他们借了高利贷了，家里人还安全吗？老婆孩子还在吗？人在，没有绑你家里的人质，你的手指头都齐吗？也是齐的，没有剁手指，那我就不好管了，这种情况，这是我亲自在会上听到的。就是总量调整，银行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就更困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滞胀，对待通货膨胀的政策需要采取警惕，需要采取预防政策，但是总量调控应当把它变成结构性的调控。

第三个问题，今天来了很多企业家，金融危机对企业家的启示，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什么？我们从金融危机当中要寻找商业机会，特别是金融危机过后我们要寻找商业机会要注意什么？这次得到来一个重要的体会，自主创新是真正的企业振兴之路。我们的企业只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过硬的技术，拿出去不管国际上怎么样，我们始终是能够在国际上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的。很多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扩大了销售，靠的就是自主创新。

第一个对于企业家的启示，有了自主创新就能够掌握本行业的主导权。一个行业内有很多企业，这个行业的主导权在哪里？现在就表现出来了，不在于规模，过去长期以来行业的主导权是哪个企业规模大就在哪个企业手上，最近的例子发现不在于规模，规模是可以变的，由小也可以变大的，主要在于是不是有本行业的核心技术，有了本行业的核心技术就有了本行业的主导权了，这是大家得出的一个经验，也是给企业家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不要认为低碳经济是对企业的限制和束缚，当然会有所限制，应该看到在低碳经济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蕴藏着无数的商机在里面。因为低碳经济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环保产业将来有广阔的前景，比如清洁能源、新能源的使用也有广阔的市场。另外重要的要掌握低碳技术中的核心部分，假定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低碳经济的核心部分中能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掌握了这个那我们应该说这个前景是广阔的，资源回收技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我们同样能够起到开阔市场的作用。

第三点启示是，要懂得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核心的竞争力。你掌握了人才，有大量的人才自己能掌握了，你将来就可以研发，就可以有新产品，有知识产权。包括理财，包括开拓金融市场，包括资本运作，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既包括技术人才，包括管理人才，也包括金融人才。企业一定要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因为在今后一个截断众，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点启示，要有大智慧。我曾经在广东省跟企业家们座谈的时候讲过，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一定要有智慧。有了大智慧就有了大手笔，就长远，就高瞻远瞩，这样就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认清楚。

商业机会何在呢？商业机会就在于我们有大智慧，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欧阳夏丹：非常感谢，下面是我们的提问时间。

问：谢谢，我是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目前农村来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人大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以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什么影响？您刚才分析了三种通货膨胀的类型，您怎么看资产价值通货膨胀呢？过去一年我们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和土地出让金的价格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请您点评一下，谢谢。

厉以宁：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据我的了解，北京大学招的学生是根据一点的分数线去录取的，这种情况下，的确城市中的比较多是重点中学上学的，当然也有农村来的，实际上农村来的这些学生不在重点中学上学，他家里面在农村，要花费更大的努力，这就是现实。我们首先要能够保证，只要你考上北大，你不要担心学费，因为有各种方式，有奖学金，有助学金，有勤工俭学，还有贷款等等，有各种方式来帮助你毕业。至于说怎么样使得农村的学生更多的走入高校？最近我了解到，很多的在县城办高中，乡镇办义务教育，村里面办幼儿园，就是大部分采取住校的方式，这样使教育的资源均衡一些，把好教员不要完全集中在某一个学校，让他们逐步分散开，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设想，可能可以将来使我们的招生城乡都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资产的炒作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前景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进股市、进楼市也许可以说是保值的办法，而且也可以从中取得盈利，这种楼肯定会在市面上炒作的，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是曾经建议过采取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大量的盖社会保障住房，包括能让中低收入家庭买的起的，还包括出租的廉租房，这样就能够解决很多人购房的需求了，减少了对楼市的需求。第二个办法通过拍卖，买了地以后必须规定时间之内开发，必须动工，而且必须要在多少天以后建成，建成就要卖，这样他真正要建房的话就要考虑了，一招标中标得到地以后就马上要盖，不盖就要罚，再不卖就收回了，要有这种严格的措施，不能出现囤地、囤楼这种现象。第三个办法，假定你卖了以后又想倒卖土地，如果土地卖了以后，要交重税，土地拍卖以后转让税使得你卖了以后划不来，这是我的设想，供大家参考。

欧阳夏丹：谢谢厉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场的提问就暂时告一段落，再次为厉教授精彩的演讲和为我们带来的启示致以热烈的掌声，也祝愿在新的一年，厉教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就《提高核心竞争力，迎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加激烈的竞争》发表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李荣融：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张维迎院长邀请我到这儿来，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和探讨。

今天的题目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院长给我的定位也很明确，因为我是一个“特色机构”的领导，所以我想还是定位到这个上面比较恰当，我也是想讲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说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影响也是很大，中央企业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说有三句话，经历的过程不平凡，所做的工作不简单，取得的成绩也不容易。当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一年，是多年的积累，使这场恶战当中见效了。因为我们心里很明白，大企业的责任非同一般，按照我的观点，美国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大企业，大企业出的毛病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过，甚至于影响世界经济。所以大企业的作用正面是大的，负面也是大的。因为一个大企业背后有一大群的中小企业支撑着，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竞争的结构，大企业离开了中小企业也很难生存。返过来，中小企业没有一个优强的大企业为龙头，它的生存总是飘拂不定的。

所以通过这个回合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事经得起这次恶战的考验，我们发生危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市场，我个人认为，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比号准市场的脉搏更重要的办法。所以我要求我们央企的负责人亲自带队下市场，因为市场不明，在这种波动性的时候更需要你清晰的判断。如果是上升型的，我认为比较好做，如果是明确往下走的也好做，但是这么大波动的时候，领导不亲自下市场不行，效果也见到了。要说中石化大家知道，它供应的原来都是大户，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他们通过调查市场以后没有放弃高端的小户，许多原料我们是进口的，进口的这部分价位是高的，量是少的，原来我们做得很少。所以这次他们亲自做了调研，得出了结论，首先把这块市场抢回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神华集团，神华集团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煤炭企业，他们200万吨煤的死亡率已经低于0.06%，他们也是供大户，但是危机中的调查，他们改变了方向，下户的市场也要，用这个来调整自己公司的管理机会，来满足这样的市场。所以有丢掉的，也抓回来的，这来自于市场。对于市场没有准确的判断，难以有决策的正确。

第二个就是加强了现金流的管理。我认为在前景不明的时候，没有比捂紧钱袋子更重要。所以在2007年底，我们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我就提出来要捂紧钱袋子。到08年4月份我们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储备两年的钱，即使不开工我也要发出工资，因为谁能熬到最后，他一定是胜利者。我们有教训，刚才厉以宁教授讲了资金的结构，一个简单的道路，如果银行自己感觉要死了，他首先要让你死然后他才死。因为我们有一个企业，运行得应该说还可以，不是说太差，但是负债率比较高，那个时候他是87%，一有风吹草低，银行一听说这个企业有点问题，就把他的资金缩了，这家银行缩贷款，说我也不能仅仅让你缩，到最后我就拿不到了，到最后大家一下子把这个企业缩死了，所以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现金流一定不能断，一断的话就必死无疑。所以雷曼兄弟公司他们在国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是唯一不被拯救的？有人救他们一把的话他们不至于死，因为从企业的眼光来看的话，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你要叫人救就是看人脸，人家愿意救就救，不愿意救你就不救。但是作为企业自身，特别是我们大企业，你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因为你背后绝不是你这一个企业的规模。就说我们东方汽车，它在湖北地区的中小企业164家，我们一个中国铁路工程公司职工20多万人，但是它用的农民工有180万人，所以他们一垮台，有180万人下岗。所以在我们前景不太明朗的时候，我说没有比捂紧钱袋子更为紧迫的。

在这种大变革的面前，大变动的变化，是我们基本功的大检阅。平时企业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强化风险管理，这是我们的教训，不是说我们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做错的事不少，我上来以后第一件事大家很有印象，我们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我处理了五年，但是处理的手法是用市场化的办法，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当时要处理谈何容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规模在我们央企来说太小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太大了。因为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实际的股民不仅在新加坡，更多的在美国和加拿大，光去做股民的工作就花了不少的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把风险的管理放在前面。所以我们2006年6月就启动了风险全面管理的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所以在这次危机当中显现出来了，没有发生美国这些大企业出现的大毛病，至今没有一个企业倒闭。所以在我们管理当中，基本功不能偷懒，偷懒了一定会被惩罚。

第二就是讲成本，说实在的，在市场上的竞争，背后就是成本。别看我这个老总坐在前台谈判，谈判的背后全靠你们，你们的成本降得下来我就谈得赢，你要降不下来，我很难赢。所以从国资委成立之日起，我们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有四项指标，其中一项就是成本。所以在这次危机当中，应该说也显现了出来。当然我们还做得不够，因为我们降的余地还不小，可以说我们要像王永庆先生那样，他没有太多的道理，就是每年给我多加20%。所以同样我们石化企业，所以我要请我们的中石化，尽管它在世界五百强排名是第九位，是中国企业最好的一位，但是一对比差距太大了。他们的人说我们周围都是黄金，王永庆先生做批示，16开的纸它一分为四，然后在四分之一上做批示，企业必须这样，你才有赢的希望。

第三就是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要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必须重组，必须调整。原来批评比较多的是国有资本的效率太低，就是到了国资委，一个轻工的企业亏损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另外一家我们建材，有市场但是没有制造的能力。就是这么调整重组，还有不少老同志写信来跟我说不能调，你说国有资本效率会提高吗？这不可能，所以必须加以调整和重组。

第四方面就是加强研发，穷的时候说实话，你说加强研发，首要的是要解决市场，要赚钱。但是我们现在这些不是小企业，大企业是一艘航空母舰，不能沉，沉下去是起不来的，

所以在这场危机当中，应该说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分管我们的副总理在上说，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好转，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我们中央企业，我们没有太多的宣传，因为这是我们大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你要回顾的话，从雨雪冰冻灾害开始，爬在电线杆上敲冰的是我们中央企业，我们南方电网组成了264支突击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组成。因为电线杆的塔放的位置往往是人到不了了的地方，平时感觉不到，到了雨雪冰冻灾害的时候就不简单了，没有这样的精神不会这么迅速，一个月之内全线恢复。所以我跟美国的一些领导交流意见的时候我也说，你们美国人做不到，美国总统能动用的就是军队，中国除了军队以外还有我们中央企业。在地震灾害当中，第一各多大的救灾队伍是我们中央企业，我说军队要有命令，但是中央企业的地震就是命令，映秀镇发出的第一个电话是我们青年人组成的突击队连夜爬上山去，第一批救灾的飞机是我们，我们的人一样损失惨重，光电网损失就将近百亿，我们三家电讯的损失也不小，但是救灾是我们的责任。把老百姓能够平稳的安定下来，我认为就是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央企可以说在这些上面都是默默无闻的，到奥运会办完了，我给中央一个报告，我跟美国一位大企业的领导也这样说，他说你们奥运会很好，我说你知道奥运会背后的故事吗？他说你说说看，我说你看，要保证用电，你不能说停一秒钟，一秒钟不等人，我们的电是从内蒙送到北京的，十个电线杆，六个人，不是没有人破坏，是有人破坏的，需要确保万无一失，有将近两万多人参与，美国做得到吗？欧洲也没有做到，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足球，08年欧洲杯最后决赛的转播还断了两次。鸟巢同时云集了几十万人，我们的3G手机刚刚开始运行，当时我们的接通率是99.67%，世界上所有的大运营商全来了，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流的。大家看放的焰火，先是看到脚印，后是看到奥运的五环，放礼花好放，放上去风一吹东边是花，西边也是花，但是要把脚印打出来，要把五环打出来，那是需要有水平的，因为五环不是一个平面，是一个斜面，如果平面的话看出来是椭圆形的，需要有一个斜面放出来才是圆形，五环打出来的高度是不一样的，礼花的炮车是我们兵器工业做的大炮，一辆礼花车32根炮管，每根炮管的误差不大于0.1度，这就是水平，这些都显示了我们的综合国力。整个安保系统是航天科工，整个票务系统也是，基本上没有误差，特别是开幕式和闭幕式，包括这次欧洲杯在乌克兰，他希望我们去，因为安保系统不好做，60周年的阅兵，所有的装备全部都是中国制造，图像、声音传递也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我想讲讲今天的话题和我的观点。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我也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就是我今天的讲话标题，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判断，我们企业的竞争是在更高层次上、更高水平上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都会带来最大的调整，国家之间的定位也会因此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他们在管理上不输我们，技术上比我们强，如果把它的弱点削弱了，它的竞争力比我们强，我十分佩服丰田这个企业，08年它也遇到了应该说最光荣的一年，因为它也不错，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它也很耻辱，在这个企业7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亏损。但是给了它机遇，它现在下决心改革它的管理架构，原因是效率还不够高，对市场的反应不够灵敏，我看报道的时候我说肯定要出问题，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销售，福特跟通用一个月销一半扣一半，放一半，丰田是销70%，留下30%，一个月可以，连续6个月就不行了。

潜力最大的一个市场是在中国，大家都看到了，未来市场在哪儿？就是在中国。我们好几个企业已经碰到了，我们在招标竞争当中输了，我们想像不出他们会出这样低的价格，那么都是很大的跨国公司，所以我说要赶紧转变观念，因为未来最大潜力的市场在中国，所以他们要进中国市场，可以亏损做，但是首先要进入市场。我们一个企业两个订单都亏了，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价格有竞争力，没有想到他们出这么低的价来中标，现在不是一个企业，有相当一批企业都碰到这些问题。所以说未来的竞争一定是更高层次的，更高水平的，更有战略性的。原来叫潜市场，现在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是挤市场，要把你挤走，这不容易。但是应该说，这次在调整上我们做的是滞后的，改革的力度跟他们相比是不够的，客观地说，我们中央企业的用工至少比他们要多一倍，有的企业甚至于多两倍，但是我们不能裁员，去年这么困难，我们说不下岗，可以减薪，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减薪，我们都走过来了。但是面对未来的竞争，咱们必须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人家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准备着。

第三个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一定要突破，我们国有企业原来搞不好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死了，不是企业不行，什么事都表报批，我是从无锡出来的，那时候乡镇企业围着我，我们搞个可研报告要8年，一个技改项目至少3年，今天要做的事到三年以后或者八年以后才行这种情况太少了，乡镇企业千方百计把可研报告拿到，上面的厂名换成它的马上就生，等到咱们批回来他们已经进市场了，所以必输无疑。

我们的组织机构要大胆。丰田的教训，丰田的现场管理绝对是一流的，我们要学到他，我认为我们的企业至少需要五年，长一点可能需要十年，所以世界上买汽车，日本的车返修率是最低的，这是连续很多年的情况，所以这个架构不改善难以适应未来竞争的要求。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原来我们讲的管理跨度层次多，层次多效率低，传统就慢。所以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来加大组织架构的改革，提高我们的效率。

技术创新要有新的突破。我很赞同厉以宁教授所讲的，这是行业的制高点，谁拿到了制高点他就是赚了第一把钱，新产品、新价格、新利润，到二手之后就是二手的利润和二手的市场。我们的集团现在到了这样的规模，必须占据制高点，否则这么一大群人，这么一大群企业跟着你风险太大，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进展，现在有些在行业里面不少都是我们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储备还不够，储备的比较好的15年不够，需要30年到50年时间。

要有一支素质良好的职工队伍。现在我们的企业家可以说到国际论坛上去演讲不会输给他们，这几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结合实际讲，也许我们的企业家讲得比他们还好，就是说企业家在我们市场的竞争中，在跟国际的交流重油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实事求是说，我们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远没有那么快，如果现在老是说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就说中国制造要制造好也不容易，工艺品最好每件都不一样，但是作为消费品，工业的产品，一千件，一万件，一百万件都要做到一个样。我们的人太聪明了，你规定的工艺说这样做，他说我做得比这个还行，所以出来的东西一致性远远不够，所以只能是二流的。你如果看了日本的丰田车，你不买也得买，就是他们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会把消费者当成是上帝，我们只是挂在嘴上了。包括德国车，比如做的是奥迪了，我说你这个车是为德国人设计的，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坐垫很硬。你说供领导专用的车，领导的座位坐在哪里？是坐在后面，你所有的设计都是在前面的，这个是家庭用车，我开车，夫人坐在旁边。我要听广播了，请司机帮我开一下，空调大了请你关一下，设计思想就没有把我当成上帝。

我到丰田去看，看到他们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不得不佩服，戴金属眼睛不行，女同志有耳环、项链全拿掉，男同志的皮带口子是金属的也不行，为什么？现在说汽车的发动机发不动的情况那没有，现在卖汽车要说有缺陷很多都是划痕，看不见，叫内行的人看不出，外行的人不一定看不出，他们就做到了，我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必须负责，所以他们都拿掉了，这个不是工艺上规定的，是他们自己拿掉的。有一个人拿了一张纸放到他的车上写了一个3，我一看这不是我们搞工艺的人给的，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已经连续3天没有出现我装配的车有划痕了。所以我们一汽丰田在天津的厂，他有的广告给你展示的，他就戴着白手套戴着找反光，有没有划痕，我说你们要始终如一的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应该欺负外行人。因为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是外行，不是专职司机，即使他不懂，你也要真心的对待他，他们是你心中的上帝。

所以这样一支队伍我们差五代，所以国资委成立以后，这个工作没有松，我们每年都有这种技能检测，班组长培训已经开始了第二轮了，我的观念就是没有一流的职工队伍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曲向东：非常感谢李荣融主任，大家可以现场提问。

问：李主任您好，我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的学生，国资委肩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重任，在国企长期激励方面有没有新的政策？另外在国企高层的徇私舞弊问题上有没有一些新的防范措施？谢谢。

李荣融：我本来就想说这个问题。北大的讲台是挖掘智慧潜力的地方，因为我在讲，你们在听，我相信你们是在做深层次的思考，所以提出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我们的讨论也肯定是深层次的，但愿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对于高管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这今年的压力不小，人跑了说我没办事，现在薪酬定的我认为不高，平均薪酬就是60万左右，三分之一是基薪，三分之二是跟业绩挂钩，当然有的基薪比较高，现在年收入最多的就是中国移动王建宙，08年我还没有兑现，因为审计完再算帐，07年是133万，业绩薪给他的是60%，留下40%，这个可能国际上是我发明的，因为万一他后面不行，我还能扣他的钱，如果全给完了，我找人找不到了。所以我在好几个场合跟国际上交流，他们说你这是一个好办法，三年任期满然后结帐，该扣的扣，该给的给。下来要给中长期激励，人一定要有长期行为，所以我们跟企业领导人签的经营业绩责任书，当年签一份，另外要再签三年，目的也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大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另外徇私舞弊的问题是一个难点，现在赋予我的权限不够，在状态的要留下，不在状态的走人，现在有些人不在状态，今天要说这个话，张春江的问题不是今天的，是早就有的，我也不是一次呼吁，国有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并不是没有。但是人家比我们聪明，有迹象就走人，跟足球比赛是一样的，人在场上已经晃了，你还不把他换下来能进球吗？我的观点就是谁能进球谁上场。为什么一个运动员出价可以出到两千万甚至八千万欧元？因为他就值这个钱，他能进球。老板怎么当？伙计给我的钱多我应该多给他几张，伙计达不到我的指标那就走人。当然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努力要做到，因为搞企业这是基础。从今年开始，我们管理的规定发了，有任期制了，但是任期也有一个矛盾，你不到任期要换他也比较难，所以现在我用考核的办法，一年黄牌警告，两年走人，所以也有风险。但是要解决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阳光，企业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健康的成长，所以国资委努力的方向就是全透明。

问：您好，我是新浪财经的，李主任去年说过一句话，我们印象都特别深刻，他说国有企业做得好会被人骂，做得不好也会被人骂，今年国有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同样有批评的声音，请问李主任在今年这个时候对去年那句话还有什么样的感想？谢谢您。

李荣融：这个是批评，做得好也批评，做得不好也批评，这个要习惯。因为我们听到这些声音不是多了，我认为是少了，我看到网上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听好话的多，我也问过美国那些大企业的领导，你最怕谁？他说华尔街的评论员，一个星期他就要骂我一次，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批评的意见恰恰是提醒我必须去思考。我想如果认真的对待这些批评的话，我想我们不至于犯那么多太笨、太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还是说这句话，我们努力干，同时还要不断的听，绝不动摇我们的信心，也绝不动摇我们的目标，谢谢大家！

曲向东：谢谢，非常感谢李荣融主任。接下来有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先生演讲，掌声有请！

解振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光华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著名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张维迎教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来介绍一下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和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气候变化是本世纪全球性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需要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采取公正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从1990年联大设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到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2007年达成了巴厘路线图，再到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这一过程见证了国际社会加深认知和凝聚共识的历史进程。在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全面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就和中国积极的主张，并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深入沟通，为谈判打破僵局和取得进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有194个国家的代表团，有119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上千个国际机构，也有NGO和企业家的代表。会议中心只能容纳1.5万人，但是整个与会的代表一共是4.6万人，会议还是空前的热烈，整个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斗争还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全面深入的参与了所有谈判议题的磋商，为最终达成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会议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这个协议确定了到2050年将全球温度升高要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一个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而且也明确了发达国家近三年每年要提供一百亿美金，到2020年每年提供一千亿美金，对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和能力建设给予支持，这是从他们历史责任的角度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

同时这个协议也坚持了公约和议定书基本的框架，坚持了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该说整个会议期间大家已经看到了报道，对丹麦的主席到整个谈判是不是坚持双轨制，谈判团进行了十天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像非洲国家和77国集团退场了两次，都不参加整个谈判了，就是唯一的要求你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谈京都议定书和公约，否则的话，不谈京都议定书就不跟你谈了，整个十天期间，发展中国家退出谈判了两次，最后压迫发达国家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要继续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巴厘路线图双轨制的谈判，同时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这也是这次会上中美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美国和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只接受得到了资金技术支持的那些减缓行动，要接受核查，但是他们额外的要求，自主采取的行动也必须要接受国际核查。当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坚决不能接受，所以它退了一步，能不能够接受同行评议？我们说同行评议也不接受，同行评议也是变相的核查。最后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他们把那一千亿美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核查挂在一起，只要中国和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我们所说的核查或者评议，我的一千亿就给一些小岛国或者非洲国家，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核查，或者说我提出来的要求，我就不给他们钱，对于发展中国家制造分裂，所以最后我们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小岛国和最贫困国家的利益，我们最后双方做了妥协，收接受他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减缓行动的磋商和分析，不接受评议、核查和评估，这样的话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目的的透明度。

应该说这个协议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会议之前的谈判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尽管谈判的过程紧张激烈，步履维艰。但是在我国和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之下，会议最终还是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成果，符合我们国家谈判的预期。哥本哈根会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场争夺发展权的激烈较量，发达国家强调气候问题现在气候问题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完全是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过程当中无约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所以现在他们淡化自己的历史责任，要求大家都来采取措施，来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强调气候问题，淡化发展问题。他们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刚才蒋委员长讲的，对中国过去是威胁论，现在提责任论，他现在讲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要分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他要求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要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责任，大家都来减排，所以他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减缓气候变化，淡化适应气候变化。实际上现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是它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小岛国，他说如果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再过20年到30年甚至是50年我这个国家就没了，现在适应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他们强调市场的作用，推卸发达国家的政府责任，同时也甚至企图用单一的文件取代公约和议定书，也就是现在我们媒体一直在讲丹麦主席案文的问题，实际上他想用这样一个单一的文件把京都议定书全部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发展中国家是不答应的，混淆了共同带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是利用气候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锁定南北贫富的差距，他特别的目标针对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限制你的发展，他是非常担心和害怕中国的发展速度。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主张发达国家历史累积排放大，当前人均排放高，应当对造成气候变化承担主要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的实施，坚持发达国家必须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继续率先大幅度的强化减排，并且是兑现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则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转让的支持下，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就是坚持按照国际法，按照过去谈判达成的共识来办，没有对他们有更多额外的要求。发达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在确保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来提高适应能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谈判当中的矛盾焦点实际上最终的解决落脚点是在减排责任的分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让，由谁来减，减多少，怎么减，谁出钱，出多少钱，这个钱怎么使用上，这是谈判最本质的内容。这些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权的问题，这是整个谈判反映出来的问题。

所以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这场国际斗争包含了政治、经济、环境、技术、法律、道义等多方面的角逐，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排放权、资金和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围绕着发展空间进行了旷日持久谈判的同时，实际上各国也都在悄悄的开始了围绕着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也拉开了帷幕。所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当中，也就意味着锁定了发展的空间。对于各个国家谈判给你规定的排放量，那实际上就是把你的发展空间锁定了，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掌握了低碳技术，发展了低碳产业，谁就有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继冷战时期太空竞赛之后的地球竞赛，争取谈判结果之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把低碳经济作为重大的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欧盟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这20%是不够的，按照公约的要求，他们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到40%，所以他们提出了20%的目标。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20%，是三个20%，并将低碳经济作为国际合作的核心要素，极力突出碳交易管理的做法，因为他们有了低碳的技术和也，他们现在就要搞碳交易，占领整个国际上碳交易的市场。大家算了一下，如果确定了减排量之后，全球碳交易的市场要几十万亿美金，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考虑今后若干年之内碳市场的争夺。日本提出了低碳社会的概念，倡导在低碳排放和气候安定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在78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奥巴马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资源的产量将增加一倍，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主要是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再生资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韩国等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陆续开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研究，所以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热情。所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各国谋篇布局的首选，大家都在按照低碳经济来调整它的结构，转变它的发展方式。

所以总体上来看，各国普遍认识到，要协调气候变化和发展问题，只能选择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较低的这种发展模式，所以他们提出低碳、零碳的发展模式，实现零碳就是搞碳储存，所有能产生的二氧化碳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储存到地下做其他的，只有这样才有发展的空间，大家都在搞低碳、零碳的这种技术或者是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一是在培育市场的环境，二是要有技术支撑，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最后关键的问题取决于技术创新，这就需要政府跟企业相结合，两者结合的基础就是各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要确定自己的减排方案。只有确定了自己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才能够计算出我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成本，有了成本就有了价格，有了价格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个目标，那就出现了市场化交易。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么一个趋势，都在这方面进行谋篇布局，在做准备。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一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将持续、合理的增长，在公约里面已经明确了，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要消除贫困，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允许温室气体有一段时间的增长，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允许有合理的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现在谈判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提出来，你现在提出来的是一个相对减排，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降低40%到45%，员塞要求我们绝对减排，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接受了。现在可以相对减排，但是能不能够提出来相对减排的峰值在哪一年？这里面就谈到了我们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可能是今年的谈判会涉及到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排放峰值在哪一年，实际上也是把国家的排放路径确定了，对发展空间也是要锁定的。我们现在相对减排，我觉得还会适当的增长，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峰值还没有确定。二是我们的能源结构还是以煤为主，煤是排放二氧化碳里面最多的一种能源，所以在我国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占60%到70%的比例，用石油天然气相比，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更大，所以这里面就要求调整能源结构。三是低碳经济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基础还尚待完善，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中国就像世界南北的发展差距一样，在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东西部地区要在发展经济、降低二氧化碳强度方面有所不同，不能够搞一刀切，所以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我们还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及其国内相对发育的低碳市场环境，所以在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当中占据一定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保持其优势地位，通过设置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是我们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不利条件。

最近在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期间，欧洲和美国分别提出来，如果我们提出来要求你们减排的要求你们不答应的话，我们就从单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就是要设立碳关税，美国要搞边境调节税，根据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碳足迹，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来确定收税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这次哥本哈根会议谈判当中，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也是谈判的一个焦点，可能在今年的谈判当中，这个就会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发展低碳经济还有一个过程，这是对于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压力。

在看到不利条件的同时，也要看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和有利的条件。首先发展低碳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资源环境的内在约束下，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我们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与我们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走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这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次当前我们进行的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抓手，为我们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动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较好的机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低碳产业和产品的市场在逐步的扩大。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市场的需求也在逐步的萎缩，所以因此也逼着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另外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开始日益盛行，所以这些信号将引导我们国内市场跟相关的产业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移。我们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也具备了一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国家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和发展可再生资源的目标，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的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十二五”过程当中要把这些目标都纳入进去，这就是约束性的指标，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也纳入了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继循环经济之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上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这为我们发展低碳经济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重要基础。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勇于迎接挑战，善于抓住机遇，立足国情，循序渐进，要以减缓气候变化，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以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增加森林碳汇为重点，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低碳经济积极有序的开展。其次要坚持统筹兼顾，加强政策引导，要统筹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综合推进低碳经济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配套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更多的要依靠市场的机制和技术进步。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继续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重，继续加大重点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技术改造，加强节能管理。加快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能源、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加快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优化发展火电，有序发展水电，加快发展石油天然气，积极推进核电的建设，大力发展风能、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商业化进程，因地制宜的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当中的比重，我们现在是占9%，到了2020年要达到15%左右，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低碳技术产业化，增强经济的竞争力。要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发展新兴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质量，延长使用年限，加快供给体制改革，推行区域热电联产，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旧的运输设备，逐步实行公路甩挂运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各类运输工具的能耗，实际上现在我们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已经在实施了。发展低碳产品，创造地方消费，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有较大的增加，所以要大力宣传节能环保的消费理念，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模式，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加强林业建设，增加森林碳汇，扩大森林面积，强化森林经营管理，提高森林质量，这是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当中已经宣布的中国要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不久之前，国务院已经公布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所占的比重要达到15%左右，并将这些指标作为约束性的指标纳入我们国家中长期的规划。在整个规划的实施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指标分解到各个地区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严格的统计、监测、考核制度和目标责任制。现在我们国内在“十一五”期间对单位GDP排放进行每年的考核，现在国际上提出了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的“三可制度”，现在我们根据谈判的结果，在我们国内要借用国际上“三可”的指南，在国内自己进行“三可”，把我们“三可”的结果向国际社会和全社会公布，同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同时也要和国际社会对这个结果进行磋商和分析。所以我们最近和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在商量，怎么样来加强我们这种“三可”体系，进行这方面的建设。最近看到一个材料，美国政府已经组织了一批力量，在核查中国2005年到底能源消费是多少，GDP到底是多少，说是以2005年为基础，那把2005年的情况摸清楚，然后根据2005年的基数对整个减缓结果进行讨论，他说跟你们讨论，向你们学习，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提法，实际上对我们就是要进行核查。由于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自己也应该很好的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这是我们自身应该做的。所以应该说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包括目标和政策措施必将推动我国低碳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是现在时代的要求，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当前我们无论是在气候变化的谈判还是在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过程当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非常欢迎北大的同仁和光华管理学院能够参与进来，希望得到你们在理论和行动上的支持。最近我学习了北大法学院关于碳政治的一篇文章，启发很大，现在就这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各个大的研究单位都在开始参与进来，像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发展中心、清华、人大、发改委宏观院、能源所以及林科院、农科院、黄科院现在都有一批专家专门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在发展低碳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的科学性问题、碳足迹如何计算的问题，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趋同论问题，另外为下一步谈判怎么样分配排放的总量问题，现在有些单位已经提出了人均历史累计排放的帐户制度，提出了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要记帐，搞帐户制度，另外还包括碳交易，现在樊纲同志他们提出来搞碳关税，怎样在碳消费的环节来计算排放量，然后来解决碳税跟碳关税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配合我们的谈判提出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碳排放说是很大，但是其中有24%是属于转移排放，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能不能把各国的排放量算在消费环节？他们也制定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论。

总之，我们非常欢迎北大的同志，特别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同志们能够参与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欧阳夏丹：谢谢解振华先生，相信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会积极的参与。

问：解主任你好，我是网易财经的，当时哥本哈根谈判的时候，我们也在代表段的周围，感觉前半段我们的力度非常大，后半段我们的力度非常小，比如说美国到了后期指责中国不接受核查，引起了整个的舆论，实际上最后都是针对中国，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发生了分歧，我想问一下谈判的涉猎是不是有些问题？底牌是不是出的过于早？另外我们提出来的减排，现在各个省的目标是按照什么来分的？分下来以后，以什么样的奖惩激励来考核这些目标的达成？谢谢。

解振华：应该说哥本哈根会议你们参加了14天很不简单了，我们在谈判的方案当中已经有了对于核查问题的谈判策略，现在看起来，整个的谈判都是完全按照我们谈判的策略进行的。因为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谈判代表完全是按照高线做答，所以说斗争非常激烈，这样给后面我们国家领导人与会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所以这样的话到后期，到了矛盾最后各国领导人都到了，在这个时候要保证这次会议能够不失败，最后给我们的要求是谈成了要有贡献，谈破了我们没有责任。给了我们这么一种谈判的原则，在最后阶段，发达国家提出来，刚才我讲了，你接受不接受核查和给不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挂在一起了，小岛国和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提出来，你们是不是接受核查？要不然我们拿不到钱，他们完全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制造矛盾。我们考虑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最大的，最切身的根本利益，所以最后跟发达国家集团最后进行摊牌，你的核查和评议我绝对不接受，但是增加透明度我们是可以做的，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可以按照国际的指南在国内进行核查，结果我们对外公布，但是绝对不接受你的核查和评议，最后的结果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也接受了我们最后的这种态度，最后也确定了他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千亿也会进一步落实。下一次谈判的时候就要落实，这一千亿到底什么时候出来，每一个国家出多少这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就是画饼充饥。在整个期间，在最后阶段就是互相要做出妥协，保证会议成功，所以最后会议的结果达成这个协议，国际社会绝大多数认为中国是在最后阶段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保证了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没有导致会议的失败，最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应该说是取得了这样一种结果。

我们40%到45%的目标，现在正在研究纳入“十二五”的计划，“十一五”还是要继续保证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到去年年底为止，应该说我们单位GDP的能耗降低了16%，今年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说降低20%左右的任务还是有望完成的。谢谢大家！

欧阳夏丹：再次非常感谢解振华先生，谢谢。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先生发表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马建堂：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新年好！

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同学和媒体在这里，我还需要做一点广告。什么是统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回答了以后我分给你一本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

答：统计就是估计。

马建堂：你这样回答对不起，我的年鉴不送给你了。

统计我认为是对纷纭复杂的对象进行巨大的社会进行活动予以整体和简约的刻划，它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我今天这个主题要讲消费，我们在座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在这里，每个人的消费非常不一样，总量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这就需要运动统计的方法，揭示这个消费终极的状况。这位朋友说是估计我非常不赞同，你可以和我辩论，但是我非常不赞同。

首先讲一讲消费的度量，怎么计算消费？消费是指为满足居民个人的生活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常住的居民和政府部门用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我国的消费统计是按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年SNA的原则和方法确定的。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最终用于生活消费的所有货物和服务，它包括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也包括从单位获得的实物报酬以及自己自产自用的货物和消费以及服务。按照国际上1993年SNA无的标准，居民消费分为食物、居住、衣着等11类，原则上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消费品或者实物，就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计算，自产自用的消费品按市场上类似的货物和价格计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市场价格，则按成本进行估算。

第二讲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的规模与分类的情况。1998年到2008年30年间，中国消费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我们国家最终消费是14.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扩大了60倍，平均每年增长14.7%，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3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14.2%。在居民消费当中食品仍然是居民消费的主要支出，这是(PPT)这几年我们国家消费的增长速度，这是曲线图，这是我们国家30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有的年份高一点，有的年份低一点，这是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支出的分类，比如说2008年，在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到了三分之一，衣着类占到了7.6%，居住类占到了15.6%，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批评，中国讲民以食为天，CPI的权重食品消费太高，CPI是反映居民消费价格支出变化的情况，CPI价格的构成就是靠居民消费的构成来确定的，因为食品类的支出占到了三分之一，所以在CPI当中代表品的选择要占的比重有比较高。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78年到2008年30年，中国居民消费总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每年增长14.7%，但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包括城乡消费的差距，包括地区之间的差距应该还是在扩大的。这个表是78年到2008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我们以农村居民为例大家可以看到，1978年的差别是2.9：1，到2008年是3.6：1。这是三大地区消费水平的对比，如果以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为例的话，1978年中部地区0.85，西部地区是0.75，到了2008年中部地区是0.56，西部地区是0.51。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率的贡献。197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是39.4%，各个年份活动比较大，有的年高，有的年低，2008年是45.7%，基本上在波动中收敛到45%左右。这是1978年到2008年三大需求平均贡献率的对比，最近在讨论30年高速增长谁做的贡献最大？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9.7%，最大贡献的依然是最终消费，最终消费30年平均做的贡献是55.3%，资本形成总额36.7%，进出口是8%。

第五

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问：您好，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民众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跟我们大家实际感受是有些出入，其中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反映是被涨工资了，被增长了，您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数据也抱一些质疑，您觉得如何改善这个统计数据公布的可信度和质量呢？

(鼓掌)

马建堂：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鼓掌，是对我工作的激励，你们的鼓掌是我们搞准搞实中国统计的动力。这位同学是光华学院的学生，我刚才问了统计是什么？统计是对于我们这个纷纭复杂无数个体这种社会现象简约整体的刻划，今天在座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大家的收入是一样的吗？张教授的工资肯定比我高，同学们的工资可能比我低，我统计我能够一一列明今天在座所有同学的收入吗？我不可以，只能给予一个总体的简约的估计和刻划，这就是统计。

所以说统计数据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和小的，我要计算在座的平均收入，肯定不是每一个人的收入，统计肯定有它的重要价值，大家不要认为是一个平均数而否认这个平均数的价值，当然我们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系统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准确的、真实的反映中国收入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多刻划一下它的结构和差距，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谢谢大家！

曲向东：谢谢马建堂局长，所以刚才那本统计年鉴没有送出去看来还是有道理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奇帆先生演讲，掌声欢迎！

黄奇帆：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是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世界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后来有兴趣就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最近财经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有一个应答，也发表了一下。我今天借这个题目就是要讲，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的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靠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什么是重组呢？从经济学上讲也就是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1+1大于2的效果，从哲学上讲，重组和哲学上的一个定义，我们说一切事务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动，这种运动是有条件的，事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运动状态或者趋势，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条件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重组，重组就是在改变事务的一些运动的外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我们平时讲创新，讲改革，改革和创新也是一种重组的行为。人为什么要重组？作为一个管理者，一个企业家，一个社会的领导者为什么要重组？什么情况下要推动重组？并不是每时每刻每天每个月都要想重组这件事，大部分时间还是按常规办事，如果整天想重组会有精神病的。在以下五种情况下要考虑重组，第一你如何想超常规的发展，你可能就要超常规的行事，可能要从重组的行为想一些措施。第二你如果想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长周期的问题，五年十年前就有的问题，你的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真想解决，你可能要用重组的思维，因为老方法不行，如果老方法都行的话，现状的办法都行的话，你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可能都解决了。第三如果是广泛存在的问题，你这个省，他那个省，你这个企业，那个国家的企业，各个地方广泛存在的问题你如果想解决，那可能要重组，因为常规的办法你没有想到别人也想到了。第四如果你要摆脱危机，不管是经济危机，企业危机还是社会危机，你可能要用重组的思维去想办法。第五如果在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新的条件下，你要发展，可能要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就要用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划出五个情况下，你可能要启动重组的思维。

重组的方法一般也有五种。第一种就是边界条件改变一下，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几十年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人多、债多、社会负担重的问题，一个企业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负担，任何一个企业家当这种企业的经理都当不好，所以实际上是把边界条件进行改革，当年朱总理90年代的企业改革，实际上下岗再就业，帮助消除企业的冗员，债务剥离，去年了1万5千亿的债务，使国有企业负债率下降，把社会负担转移掉，各种社会负担转移给社会，企业不再承担。实际上当把这些边界条件调整了以后，许多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刚才李荣融讲到的这个十年，国有企业的伟大成就应该说是90年代中后期国家把国有企业生存的边界条件调整以后产生的效果。第二种就是资源优化配置，我们很多企业强强合作，实际上都是资源配置的结果。第三种就是利益蛋糕重新切分，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一个新的局面和新的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调整，调整了以后形成新的格局。第四就是企业内部或者一个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我们企业包装重组上市是一种重组，社会或者各种事业单位都是一种重组。第五种是管理方法和政策措施的调整也是一种重组的行为。

在重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方式和原则呢？第一重组要把握机会，稍纵即逝，你过了这一会儿可能成本大大提高，或者是适得其反，所以重组是讲机遇、条件和时机的。第二重组不是群众运动，是有权利的人和有资源的，有实力的人之间的一个合作，不管是对手还是战略伙伴，总之企业之间的重组，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重组是这个企业进行的默契和合作。第三重组的时候应该是利益均分，实现多赢的多少，比如说一个原股东可能要退出，债权人不能过分的赖帐，不能赖债权人的帐，股民的利益你也要保障，那么在这个方面都有利益，都要退一步，都可以进一步有一个利益多赢的。

我们现在看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拯救各种金融企业的措施，都是和这些重组的概念有联系，我们国内的各种社会改革或者企业改革，经济改革也和重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这里想讲一个重庆政府在经济危机这一年中我们做的一件事，这是和重组有关的，但是也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有关的一件事。就是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危机中有机，危机中往往技术革命会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技术革命帮助这种经过走出困境，我们现在都在说经济危机中是什么样的技术成果呢？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新技术就是信息产业当中，由于集成电路现在的发展，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IBM公司的巨型机还大，这是集成电路的发展产生了这个效果。另外面板显示屏的发展替代了彩管波扩这样的显示系统，这样就使得台式PC机都可以变成薄型的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脑上网不要拖着尾巴用光纤光缆，而是可以像手机一样使用。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有一个产业，就是笔记本电脑，不仅没有市场萎缩，每年涨30%，到2012年可以翻一番。也就是说去年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几乎都萎缩20-到40%，笔记本电脑是增长的。08年笔记本电脑市场销售1.6亿台，可以预测，2012年当年的销售量会到3亿台以上。这个认识是世界电脑巨头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觉得所谓抓机遇，抓一万亿销售值的机遇就要抓这个，甚至这个比低碳，比新能源汽车还立竿见影。

所以重庆市政府我们去年应该说直接行动，我自己跑到硅谷跟惠普的总裁讨论这件事，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取得了共识。就是在重庆惠普来建立一个36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基地，这个基地不是原有的1.6亿台在沿海分布的再转移到重庆来，而是新增的1.5亿台里，惠普认为它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它至少要囊括三分之一，就启动新增的36万放到重庆，他们考虑放到重庆自己不生产，设计销售，生产制造外包给台湾，就让台湾三家企业，富士康等三家各做一千万台在重庆，这三家企业到了重庆，他们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因为他们这三家企业也为宏基、苹果和戴尔、东芝等其他的电脑厂商待工，所以他们在重庆接受了惠普3600万台，对重庆来说，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签约、开工意味着什么？有五个积极的意义。第一重庆的产业结构变革了，重庆到去年为止，8千亿工业销售值，这个8千万台笔记本电脑，如果三四年以后全面投产，它整个的零部件加整机的销售值就是7千多亿，再加上配置打印机就是8千多亿，几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如果2012年工业的工业有2万亿的话，笔记本电脑会占35%以上，也就是调整了重庆西部原有的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把轻工业、电子工业和高科技产品这一块上去了，这个结构调整可以降低能耗，降低各方面的污染，整个的产业结构取得提升。第二西部一般比较比赛，沿海地区以及整个中国25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中西部地区都是很小的一块，重庆在08年全部的进出口也就是100亿美元，但是这个项目，因为是8千万台电脑全部出口，所以一个项目进出口额就是1千亿美元，实际上就是重庆成为西部的开发高高，整个的量就调整过来了。第三不仅是工业发展，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汽车的各种运输，还有贸易结算，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都大量的跟进。第四也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结构，这个项目要4万就业的群体，包括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都是信息产业的背景。从这个角度，重庆几十个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第五当然也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我们整个07、08年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沿海地区生产1亿台，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基本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22个省一台电脑也没有，如果这些分布在四个地方，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世界最大的一个基地。

我们凭什么说讨论一下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效果？是重组的效果，我们可以说是三个重组，三个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在重庆。第一这个重庆搞这个项目不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沿海劳动力成本各方面邮电煤运要素便宜了，成本高了，而是金融危机以后新增的电脑市场资源的再分配，格局的再调整，是整个布局的一个重组。所以重庆这个布局实际上调整了欧美笔记本电脑巨头的整个全球格局。第二为什么要放到重庆来？

但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不平了，原油价格从20美元一桶到80美元、100美元一桶，飞机的成本也高了，企业也困难一点，也想更多的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在研究新格局下怎么降低加工的成本，我们重庆要想做这件事，沿海地区和重庆的差别，你不管重庆成本怎么低，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运成本低，或者说税收政策也比沿海地区好一点，但是在重庆离开沿海2000公里的路程，来回400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你如果像沿海那么搞加工贸易，搞一个总装厂，整个全世界各地把东西运到重庆来肯定不行。径向物流成本肯定做不好。我们想了一个概念，就是把水平分工改成垂直整合，

我们这个项目还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中国现在一年进出口25000亿美元，加工贸易几乎是1万5千多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当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12000亿美元加工贸易的结算在哪儿？不在我们各个上海或者广东，或者各个省的沿海各个地方，5千亿美元在新加坡，3千多亿美元在香港，这个结算是税收，包括印花税、交易税，还包括版税，因为你们要知道，既然惠普把笔记本电脑设计完了，交给各个零部件厂生产，零部件厂都要付给惠普专利费，那么付这个专门费不是在上海或者广东，而是付在结算中心，付了以后就要交税，所以我们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这是我们非常可悲的，我们20年来加工贸易没有结算中心，我们也讨论了结算中心放到哪儿，他们说在新加坡，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惠普有1千亿美元，结算中心在新加坡，我们说不行，要放到重庆来，我们就跟他们讨论了三个月，最后说服了他们，结算中心9月份开张，10月份运转。一个月几千万美元，一年就有几亿美元的税收，本来这个是统统交给外国的，现在交到重庆来了，当然这里面我们自己还没有生产一台电脑，是其他地方生产的。结算中心一是结税，二是结汇，几百亿美元一个帐户，一年进进出出，哪个银行有这个帐户？哪个银行一年多几十亿的中间收入？第三是结人，几千个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纪念几十万的收入，他们都在香港、新加坡，国内很少，什么叫金融中心？结算中心在哪儿，哪儿就是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现在结算中心和总部是分离的，所以以前跨国公司总部集中的就是金融中心，现在跨国公司总部不一定是搞金融，只是一个行政总部，结算在哪儿哪儿才是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能就会想，我们为什么重庆做成了这样一件事？这就要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重组的观念，重组的时候是要把握机遇的，我们要挖也挖不过来，要当机立断，做这种事是要有实力有资源人的一个组合，这件事如果你不跟惠普的总裁谈，你跟他下边的部门经理、地区总监去谈，跟各种小公司谈毫无用处，因为整个世界电脑的三分之一是惠普生产的，你跟惠普总裁谈，当然谈得成这个事。第三包括比如说结算中心要从新加坡搬到重庆来，上千亿美元的系统已经是10多年的运转系统，多少会计人员，多少公司，几百个地方的生产和结算，要把这个系统搬过来，不是总裁谁能干这个活？跟下面谈没用，所以重组是要讲级别的，一定层面不是参谋长的测算，而是领导者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里边有资源优化配置，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一摊事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这里边有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同时也要边界条件的调整。

比如说重庆为什么能搞成这个事情？我们跟中央要求搞成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中国从06年以后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批一个出口加工区，06年以后批了17个出口加工区，每一个出口加工区只有3平方公里，我们这次批了7平方公里，是王岐山副总理的特批，我们不是说申请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再去招商引资，我们是项目已经在这里，8千万台电脑，几个老板所干的活就要40万人，就要7平方公里，你只是给了我一个加工贸易的政策，这个保税区就特批了，这是一个边界条件，没有这个边界条件这件事也干不成。结算中心一个很简单的外汇帐户的结算，中国在过去，也就是在08年以前30年开放还没有一个规则允许境内的自然然或者法人开设离岸金融帐户，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企业和自然人可以开设这个帐户，我们这个就是离岸金融的结算，所以这个是我们重庆政府想到这件事，要跟新加坡一样，他可以开我们不能开，我们把利益拱手送给外国人，这是国家核心利益，加工贸易的结算为什么都要到外国去？应该把它拿过来，我们跟外管局商量，特批重庆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好事情，我们可以有自然人帐户的结算。

所以用这个案例来说明，我们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重组，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这三个调整都是一种重组的行为，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吃饭聊天的一个说辞，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哲学观，是一种方法论，用这种方法论可以引导我们摆脱困境，也可以引导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抓住机遇，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发展。

我就讲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欧阳夏丹：谢谢黄书记。

问：黄市长您好，我是重庆人，特别珍惜跟黄市长交流的机会，黄市长在重庆九年，也是为重庆市做了很大的贡献。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问的，我们知道黄市长对经济数据倒背如流，我想请黄市长用简单的经济数据回顾一下重庆09年经济方面的成就和对2010年的展望。另外我是作为一个重庆人，代表重庆的普通老百姓问的，我们知道现在重庆的两个大的问题，除了黄市长上任以外就是重庆的打黑，我旁边的朋友问我，为什么重庆那么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想问一下黄市长，重庆真的那么黑吗？您作为父母官，怎么为重庆的三千万老百姓和到重庆来投资的这些企业创作一个和谐和平安的重庆？谢谢。

黄奇帆：如果说重庆去年的发展的话，用数据来说，我觉得有五个数据特别令人高兴。第一个我们GDP增长14.7%，可能在全国五位，在金融危机情况下还是比较高的增长。第二我们的投资增长了35%，是5300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第三个特别是利用外资，我们利用外资去年达到40亿美元，这个数据在沿海一点也不稀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内陆一般在10亿美元，在1位数里面，我们07年是10亿美元的增长，08年到了27亿美元，涨了170%，09年又涨了50%，跳到了40.5亿，所以在西部我们外资利用度名列前茅，可能现在说世界金融危机了，大家应该转向内需，外资吸引好像开放不是最重要，但是实际上逆境中取胜还是更重要的。第四个比较有意义的数据，重庆去年的金融业不良资产下降，已经降到了1.3%，在中国31个省排名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比沿海其他地方不良资产都低。第五我们贷款余额增长了46%，是国家货币宽松政策情况下，全国涨30%，重庆涨46%，也反映了重庆经济欣欣向荣。

另外说到了打黑的事情，我想说的是重庆打黑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个世界黑了，有两类，凡是和走私商品有关的，凡是与倒卖军火有关的，或者凡是和倒卖毒品有关的黑社会一般都是非常严密的大黑，说重庆这个黑社会，我认为这三类基本没有，因为军火走私、海关商品走私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重庆的确十几年一直存在着另外三种黑，比如卡拉OK里面卖淫嫖娼的那种事情，各种各样社会上的赌博黑社会操纵的市场，还有社会经济秩序不规范，欺行霸市、跑马圈地市场中这种黑社会，这三类都是基层的，这三个基层的如果不打掉，老百姓不安宁，社会不安宁，市场秩序也不安宁，所以重庆市历届政府都一直坚持不懈的打黑，最近这一年更加以强有力的措施进行了处理，所以整个重庆现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老百姓上访告状、刑事案件各方面都有所下降，整个经济局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社会局面也比较好。

欧阳夏丹：再次感谢，谢谢黄奇帆先生。

最后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

张维迎：一年前这个时候，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我们很着急，着急的上火。今天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里面GDP能包括8%以上的增长，所以说欢欣鼓舞，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一场虚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过去，刚才在上台之前收到一个短信，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跟猪八戒讲：“八戒，别以为你站在路灯下就是夜明珠”。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个我想不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说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危机的原因，但是没有中国的话，这次危机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世界之后，势必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的认识到，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所以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变成300公里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我们所有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00公里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我们想像一下它就会出问题。具体来讲，比如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认为这次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他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而事实上这一切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成本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应该在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是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的。

再看一下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恰恰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不仅是低利率，而且好多国家变成了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我们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实验。我们看一下30多年的情况(PPT)，蓝色代表固定资产的增长，紫色的代表货币的增长。30多年里面，货币的增长除了1989年之外没有任何一年信贷的增长超过2009年，而且大家知道89年之后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过去10几年里面，信贷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我们去年到11月份增加了33%。如果我们看投资的话，除了1994年的投资高增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的投资高增长，没有任何一年的投资增长超过今年的增长，今年是30%多。前面都是在经济相对疲软之后的增长，而这次的高增长连续多年之后仍再继续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70年代后期只有26%左右，之后我们在上升，但是从2004年上升到40%之后，2009年达到了71%，这也是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么快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信贷对GDP的比例，在过去30多年里面，大致都在0.8到1.2之间，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17，但是我们在2009年1到9月份突然之间上升到1.79，最后翘起了一个尾巴。所以我说我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货币规模最为巨大的一次货币政策的实验。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便宜的，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性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不良的投资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积累，由此由于金融部门引起的一些经济危机，这是两种可能的情况。

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经济GDP的增长不是8%而是6%，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过一些？

另外看我们的出口导向，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也是太大，如果要继续维持比较难，过去30年来，平均我们投资的增长是GDP的1.5%，现在看到2007年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特别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外汇储备情况，这是30多个国家外汇储备，日本和德国实行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是90年到2009年，日本和德国外汇储备在高增长期占美国GDP的比重，德国平均不超过5%，日本是0.5%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情况，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相当于美国GDP的12%，德国和日本都从来没有超过2%，我们现在占到了12%。看一下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都没有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50倍。过去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出路何在？很简单，就是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潜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中国31各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当于土耳其的三分之二，大于波兰、印尼、比利时和印度。第三位的山东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大于委内瑞拉。第五内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亚当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发这个市场。我想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机？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就是能够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现在的一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些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由于时间关系，只给大家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就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五是人民币汇率。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避重就比较低，既然供给了就不能变为可持续的需求，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不是需求创造供给，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保护起来都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好多人都说中国人不消费，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储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而我们看一下过去10几年里面我们的储蓄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马局长刚才讲到了消费，政府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在1989年的时候居民消费占到了80%，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开发国内市场的麻烦就可能比较大。

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产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个行政权就大于产权，国内投资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没有心思来开发。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一点，山西煤炭的整合，写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概念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国外市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中国的政策应该正确的认识到不按照法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这个国家，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这种积极性。还有城乡风格，城乡和制度性风格是中国的特色，我想特别是土地的流转，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转化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的废除城乡的户口制度，但是速度还不够，如果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就会更快的实现，我们的国内市场，我们前面讲的占世界20%人口的市场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这个很不利于统治者的职权，不利于区域优势的发挥，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实现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所以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因为人民币升值的话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了也可能创造财富效应，使大家更多的消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突然之间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如果由于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了20%，但是换来了我们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想就等于用废纸换了有用的东西，是值得的。这个如果我们中国现在不解决，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跟美国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欧洲和所有的国家都矛盾，因为你挂着美元，跟美元挂钩，意味着美元贬值你就要贬，这些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会轻易的认同你。

总结一下。唯有开拓国内市场才有希望缓解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唯有国进民退，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谢谢大家。

曲向东：谢谢，下午我们依然还有非常多我们探讨的话题，我们的论坛下午两点半准时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出席今天上午的主论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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