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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生存困惑：月入过万折合小城市两千

2010年03月19日 11:21南方网－南方日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记者2月25日在《南方日报》深读版刊发的稿子《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西部、故乡—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

记者发现，这种一线城市中的“大都会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都市光环黯然失色，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返乡潮暗流涌动。一种苗头正在出现。

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倾听大都会居民“更有尊严”的诉求，更窥视经济、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青萍之末”。

“回乡发展”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退潮”？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城乡格局变化？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

流动 “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回家乡发展”。然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回乡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

日前，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

郑婷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郑婷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回家发展”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

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

而那些刚毕业、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则更没有羁绊，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临时看看随时走人”的态度观望。

而这其中被称做“蚁族”的一群，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更倾向于“爬离”大都会。在本报关于广州“蚁族村”的调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而他的方向，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安家落户。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

在北京，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举家“逃离”北京迁往成都，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春节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广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迁徙 从当年的“百万大军下广东”到如今的“回乡发展”

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是对“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的一次“反攻倒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伴随着“分配工作”和“铁饭碗”制度的打破，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

“出去闯荡”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百万大军下广东”、“闯深圳”、“闯珠三角”、“闯长三角”……一时间，哪里的经济最热，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接着是“打工潮”的形成，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

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在第二年内走了14个，“硕果仅存”的一个留在烟草局。

人口流动的顶峰，是整个社会对现实桎梏的不满和浪漫闯荡精神的雄起，而这也挟裹青年人背离现实、背叛稳定既成的生活去异乡冒险：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北京，广东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扩张。一个个“新城”拔地而起，接纳落后地区相继而来的新移民。在这背后，人口的积极流动也将“人口红利”带给了沿海和大都市，制造业、服务业、第三产业都相继启动，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其间，人口流动带动大都市地产业的长足发展颇为引人瞩目。

以广州华南板块为例，就有数十家能容纳十万计的大型楼盘，其间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纳了数百万的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高知识白领人口。

但是这一切在2005年以后出现了转机的新苗头，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发现，自己曾经背叛的城市和乡村或许更适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离乡为代价换来的都市生活却依旧平实而艰辛。

于是，对比“比”成了羡慕，羡慕“转”成了思念，而思念在亲情的发酵中逐渐形成乡愁，乡愁在经济的推动下变成行动。特别是在2006年2007年楼市价格一路高攀之后，“回家”蔚然成风。

而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迁徙的信号？

异乡 “自己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肚子里的孩子身份更成为大问题”

在回家潮流和冲动的背后，是新移民面临的压力和现实尴尬：即便是历经了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无论是自己的内心还是外部的现实，新移民仍然难以融入当地城市，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记者太太的闺蜜最近很烦。她在一家网站做主编，老公则在一家杂志做总监，2008年在广州凤凰城碧桂园买了房子，房贷月供8000元，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她最近在申领结婚证时遇到了麻烦，人才市场上要求婚后户口必须迁出，但房子竟然不能落户。就在两个人还在为户口忙碌的时候，她怀孕了。

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见着日益膨胀的肚皮，孩子的身份就立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而这不是个孤例，很多新移民都曾遇到过户口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出国，更多的则是因为孩子的身份问题和读书问题。

与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移民并非流动人口，是一个城市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很多都市新城里的教育资源匮乏让新移民难以融入城市，去年3月，广州祈福新邨、丽江花园等楼盘幼儿园学位紧缺，家长通宵达旦为孩子排队报名，带着食物、床被、帐篷、全家轮流上阵，最长的一次排队时间甚至长达6天6夜。

学位紧缺之外，新移民的户口问题也阻碍着教育的延伸。

与记者同一小区的小路，在广州生活近10年，小孩一岁，夫妻双方和小孩的户口均在西安，未入户的原因是小孩在西安享受的教育要比广州的好。而另一个朋友，住在丽江花园，小孩4岁，已经接近读小学的年龄，户口依旧难落到广州，眼看难以享受公立的义务教育，家里已经开始存钱并且寻找关系为小孩筹划去读私立的祈福中英文学校。

这些所有的事情、城市中各种规章和制度，都让不少新移民有“你是一个外来人”之感。

所幸的是，今年3月11日，广东省长黄华华公开表态“一年内解决60万外来工户籍”，让人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希望。

安身 “丈母娘的焦虑”，新移民的“蜗居”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是个户口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新移民的最大的压力源。

在都市中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断有恋人因为买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见诸报端。这也在之后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

“丈母娘的焦虑”有多大？

看看数据就清楚了：2010年2月，广州十区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关内一手商品房价格为24195元每平方米。

这就是说，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平均需要107.7万，在北京需要169.5万，而在深圳则需要217.8万。

而同期一家网站对广州白领的生活状况调查显示，2000—4000元是广州白领比较主流的工资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计，如果按照税后5000元实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万计算，不吃不喝，在广州工作18年后可以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说18年可以让个女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话，但同样时间的等待和按揭却足足可以让一个女人的青春消磨殆尽，更何况还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虑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从月供方向考量。

同样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8012元，在北京每个月需要还贷12613元，而在深圳买同样的房子则需要每个月还贷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担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担1010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