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东忆引进肯德基经历 受李瑞环邀请试水天津快餐业

2008年06月03日 12:08新京报 】 【打印已有评论0

1987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附近,热闹非凡。

不是什么重大活动,许多人只是在往路口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挤。这是一家刚开业的餐厅,挂着大大的红牌子:“美国肯德基家乡鸡”。

旁边还要另外挂一块小牌子,也是惹眼的红色,提醒客人这里是“美式快餐”。

除了可乐一类的饮料,这家餐厅只卖4种食物: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一块原味鸡售价2元5角,在1987年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高消费,国家干部和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不过六七十元。

“你说这鸡真有那么好吃吗?是北京最好吃的鸡吗?我看未必。”王大东说,“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吃鸡,吃法很多,还很便宜。”

但客人还是踏破门槛,店外排起长长的队,警察出动维持秩序。

“我觉得很难过,对不起客人们。”二十多年后,想起肯德基在中国第一家店开业时的盛况,美籍华人王大东感叹,“那么冷的天,为了吃这个鸡,要在外面站两个小时。”

1987年,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的中国第一家店。

受李瑞环邀请试水天津快餐业

1982年,王大东遇到了李瑞环。

这是天津市政府组团访美,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茶话会上,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对王大东说:“希望你来中国,帮我们发展餐饮业。”

这时的王大东,已经是美国连锁快餐业内小有名气的专家。他1944年生于四川,在台湾长大,60年代末到美国读MBA。1975年,王大东进入肯德基公司工作,1979年成为肯德基南加州区域经理,主要负责市场开发。

“那时候到中国来是需要邀请函的,不是随便谁都能来。”王大东说,李瑞环回国后就给他发来了邀请函,出于对中国市场的好奇,他答应了。于是有一天,飞机降落在深夜的上海,辞去在美职务回国的王大东还记得,虹桥机场一片漆黑,只在远处有零星的灯火。

这是一片广袤的处女地。不要说西餐,不要说连锁,就是传统的中餐经营,也只是刚刚从废墟中起步。王大东来到天津,发现可以找到的饭店都是国营的,菜单上的菜大半做不出来,服务员脸色也很难看,“巴不得你不要来。”

这个时候的肯德基,在亚洲市场的发展也困难重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肯德基就尝试进入香港,但是失败了,直到1980年卷土重来,勉强开起3家店,还是不成气候。对这家美国快餐企业来说,中国内地无疑是一张诱人的白纸。

“他说请我来帮忙,可我考察完就对市长讲,我不但帮你们做、教你们做,我还要自己动手来做。”王大东下了决心。1982年底,第一家中美合资的连锁快餐店“傲奇”在天津劝业场开业,王大东的合作伙伴是天津市青年实业公司和天津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对这种西式快餐合不合中国人的口味,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令王大东惊喜的是,“傲奇”成功了。“势头非常好,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市场。”蜂拥而至的食客让王大东更为乐观,一年之内他就开了“傲奇”的第二家店,同样生意兴隆。

然而,刚刚开放的中国,对民营资本来说,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前期投入巨大,还要面临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我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市场绝不是任何个人力量所能打开的。”王大东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回到肯德基,并且把它带进中国的原因。”

肯德基进军中国的布局

1986年,王大东出任肯德基远东地区总裁。他下的第一手棋,就是把肯德基远东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

“听上去是越走越远了,其实是更靠近我们要进入的市场。”王大东解释,香港人不讲普通话,而且当时肯德基在香港的店很少,反倒是新加坡已经有了30家店,在文化心理和市场环境等方面都优于香港,在这里运筹帷幄,胜算更大。况且,他当时就有个念头,要把第一家店开在北京。

“如果纯粹从市场角度来考虑,广州更开放,是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但是,王大东的想法,更侧重于战略层面,或者说,象征意义更大些。“北京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全国,一开始就能站到高处。”

与布局问题一同摆上台面的,还有一连串繁琐的手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几乎所有问题都要沟通,到底准开不准开,到底在哪里可以开,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关部门一听是“西餐”,说好啊,你就开在使馆区吧,专门给在华的外国人吃。王大东郁闷地去解释:“我要卖给外国人吃的话,干吗来中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孙孚凌和轻工业部部长杨波,“他们支持我的想法,才算消除了肯德基只能给外国人吃的观念。”王大东笑着说,“不然的话,吃肯德基还得用外汇券。”

接下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需要有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还不能是你自己找,而是政府给你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王大东摸不着头脑,这里遇到的问题都是他在美国闻所未闻的。“政府觉得,你这个是做鸡的,那你要有鸡啊,好,畜牧局!”北京市畜牧局就成了肯德基最初的中方股东。他们有鸡,还有一套进口的屠宰设备,王大东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有个合作单位就不错了。可他随后发现,畜牧局没钱,更没有外汇来引进肯德基的美式设备,这店要开起来,还需要找个财神爷。

哪里有钱?王大东想到了旅游局。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一拍胸脯:“我们有钱。”王大东问钱都怎么花,对方答曰“放在银行”。王大东又问,银行给多少利息?局长说,大概三到四分。这次轮到王大东一拍胸脯:“我包你五分!没赚到五分利,我补贴给你。赚到超过五分,你照拿。”这才说服了旅游局出资入股,后来的丰厚回报,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最后大概赚了七八十分吧。”

王大东和旅游局往来之间,又一个股东发现了商机,立刻加入进来。“中国银行一看,哇,这生意好哇,好了你们不要贷款了,银行拿钱出来作为投资。”王大东眉飞色舞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这一番折腾下来,终于尘埃落定,肯德基中国公司的股权构成里,美方占百分之五十,中方最大股东是银行,旅游局次之,最早的伙伴畜牧局,成了最小股东。

为了拿下前门大街这个店址,王大东一口气干了15杯茅台。

1986年12月的一天晚上,王大东设宴,请了5桌客人,主要是宣武区正阳市场的业主们。当时为了第一家店的选址,王大东已经头疼了几个月,选来选去,感觉还是前门这个位置好。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王大东说,前门这块地方,寸土寸金,这里在建的正阳市场,偏巧遇到了资金困难。王大东想在这里租下三层楼,共有1500多平米,如果开业的话,将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肯德基餐厅。王大东端着茅台一路喝下来,15杯下肚,宾主尽欢,店面出租的事基本谈妥:每天租金1000元,一年就是36.5万元人民币,租期10年。

王大东心里暗喜,想这15杯酒没白喝。不料这时,业主突然提出,10年的房租要一次付清。这个要求让酒桌上肯德基一方的人都大吃一惊,整个公司的注册资本一共才有1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370万元,如果交掉10年的房租,只剩5万元,这店还怎么开?借着酒劲,王大东的回答让所有人更加吃惊:“没问题,成交。”

2008年,王大东谈起当年的“壮举”,依旧得意不已:“做生意要讲商机,我刚好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位置,运气很好,这时候就需要一点魄力。”酒桌上拍了板,当天晚上王大东醉得头晕眼花,第二天起来就往美国总部打电话求援:“再汇100万美元过来。”

这个地点千金不换,事实上也换来了日进千金。开业10个月,肯德基前门店就收回了全部投资。按照王大东的计算,今天的北京如果开店,房租占到营业额的20%就能盈利,而前门店当时房租占营业额的比例,不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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