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通胀风险当然存在 下一步更要衡量资产泡沫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10年1月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探讨了全球经济复苏中的我国宏观经济走向，本次会议凤凰网财经进行了全程直播。下面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演讲实录：

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我们应该思考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下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经验，而这次全世界瞩目的是中国快速的复苏，我们首先应该探讨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复苏。

危机爆发以后，金融海啸波及到中国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和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当然功不可没，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箫条中保持8%以上的增长，而且在4月份开始复苏，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在危机之前那几年里，在我们经济繁荣那几年里，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那几年里，还是实施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防止了大泡沫的产生，没有大泡沫的产生，后面也就没有大的危机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整。而且世界所有的历史都证明，经济学也能证明，大泡沫产生大危机，如果前面过热太严重了后面的生产能力太严重了，后面清理起来就需要更大的力气。而如果前面正确的进行了宏观调控政策，使波动小一点，前面过热的成份小一点，后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小一点，如果出现下跌，复苏也会更快一点。

回顾过去这几年，04、05年以后当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进入繁荣期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为当时经济还在一个劲儿的往上走，但现在回想，这些宏观调控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我们在07年9月份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调整起来相对就容易一点，而且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房地产市场恢复性的增长，为稳定经济进一步稳步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

什么结论呢？要回顾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要在高峰期、低谷期，繁荣期和调控期都要有作为，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稳定，这个稳定靠的是在繁荣期和衰退期都采取逆风调整的政策，而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原因是在繁荣期把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放小了，在繁荣期的时候说只要市场决定的政府就不能管，放弃了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从而酿成了大的泡沫引发了大的危机，总的来讲是因为放弃了监管、调控所以产生的问题。所以，大家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想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应该想在繁荣期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二点，中国作为在早期就已经发展的国家，繁荣期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因为我们相应的增长率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的增长空间大一点，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需求，包括城市化和大家所讲的这些，需求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大一点，而且今后世界需求的增长点主要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作为初期发展阶段的企业是第一代的企业家，又没有经历过西方国家企业过去的波动，因此在初期发展阶段我们特别容易进入繁荣期，特别容易产生过热的风险，这点是需要我们有所认识的，而且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繁荣期忽视了监管，在政府的角度早期也应该做宏观调控。

我想讲这么一点，在历史上，针对经济市场波动这件事情人类所想起来的第一个方案不是宏观调控，而是计划经济，后来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走向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也是不放弃市场经济，是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本的经济机制，而把这个体制上现代化，就是加上一个政府宏观调控。我们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再回到200年前一次次金融危机、经济波动，我们可以直接借鉴这些经验教训，吸取有利的东西，使我们早期的发展更加顺畅。

第三点，尽管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在我们看来应该思考，特别是中国人应该思考下一个繁荣期的问题。中国进入2010年稳定的增长，2011年从内容上就会更加充实，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我们的城市化建设，这时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繁荣期的风险，也是我们的挑战。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新繁荣期的特点和应对新繁荣期宏观经济所要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消费品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风险当然存在，但下一步可能更要衡量的是资产或者财产泡沫。这么多货币，不光中国发的这么多货币还有这么多国家发的这么多货币，都到哪去了？在中国粮食价格这么低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上涨应该说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资源价格上涨要经过一个长的产业链各个环节最终才能使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都会在各个环节上做一些事情消化掉这些成本上涨的因素，过去十几年中原材料上涨都是由于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因此不是说没有通货膨胀的风险，但纵观过去30年的历史通货膨胀引发的问题较少、产生的问题比较小，各国都有一些措施应对通货膨胀，相反日本过去30年引起的泡沫经济主要是金融资产、房地产资产，我们怎么衡量广义的通货膨胀，包括以货币衡量的资本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国际游资充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是说脱钩，而是长期发展的前景风化的前提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是我们下一个繁荣期所要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我们的体制中很多机制还不健全，很多市场的稳定性还不存在，所以不仅要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在现阶段更需要的努力是完善体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在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进行一些体制的改革，以市场更加稳定，因此在新一轮繁荣期到来时，我们要更多的思考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从政策上调节，使我们中国经济能够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增长，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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