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海：中国今年最大的任务就是控制通胀预期(5)

芮成钢：姚总越说越激动，话筒都不用了。方星海，我想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另外，转变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等等等等，这些口号我们说了很多了，说法也说了很多了，我不是说姚总喊口号，关键是落实起来真的有难处，真的到沿海企业看一看，要转变真的很难，怎么转变。

姚景源：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思想，什么思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定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去努力，不能把这个东西看成口号，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现实，需要我们这些人，需要我们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扎扎实实的努力，这才能行。我觉得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确实要力戒现在的浮躁情绪，不要指望中国一天就能好，不要指望我们的结构一年就能调好，这是不可能的。

方星海：刚才姚总和陈校长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优势，任何国家都要扬长避短，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丢掉。

比如刚才陈校长讲，我们要避免一种现象，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经济发展停顿下来，很多西方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中国这30年也有过资产泡沫，但是没有特别巨大的资产泡沫，等到泡沫破灭，整个金融体系受到重创，经济停止发展。我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跟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基本是国有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完全私有的话，恐怕还不见得能够避免这30年那么平稳的增长，当然这些观点有些人不同意，我们可以分析。当然目前完全国有的金融体系，也不见得是最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和高科技成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国有企业都很大，国有金融机构也很大，世界千几大银行都是中国的，怎么由大变强，这个也是要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说国有银行怎么样把它私有化了，它就能变得更强，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由大变强，有些地方已经在发生了，刚才我提到，上海的一些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搬到上海，因为中国市场大，非常大，所以它必须要在中国开发出一些尖端的能够适应中国群体消费需求的产品。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通用电器开发的一个微型超声仪，可以用来查各种各样疾病的超声仪，在国内开发，中国开发，但是成本非常低，现在卖到美国，卖到全球各地去了。就是把市场的大变成强，好像是外国的公司做的，自己的公司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巨大的市场就会有很多RMB在这里发生，成果就会卖到全世界去。

大型国有企业怎么变得更强。当时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也很大，为什么不经打，一打就打烂掉了。国有企业为什么也面临很多问题，市场是保护的，一开放的话，企业能不能经得起竞争。要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怎么样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大型的国有金融企业，或者其他一些企业也能够变得非常强，还有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也能够变得比较强。这里面也是有途径的，不是没有。我同意姚总的说法，咱们不能心太浮躁，真得静下心来，扬长避短，通过一些途径找到使大型企业变强的方式，而且一旦我们找到这种方式，老实说，这种方式是美国学不会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很难运用政府的力量，促使企业变得越来越强，企业和政府的结合点不太容易找准，在中国我们不是找透了，我们在找，也许我们找到了，这就是中国今后最大的竞争优势，别的国家不太能学会。

芮成钢：在那发生之前，是不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或者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方星海：应该也是，这种优势没什么不好。刚才说我们的住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很有竞争里，这就是基于比较廉价的成本，去年12月份出口上去就很快，这就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这个优势。

芮成钢：说到劳动力，美国《时代周刊》评年度人物，第一名是美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祁斌先生，从金融角度说一说，刚才陈校长说了金融业转型关系到国家的转型。兼金融业肩负自己转型，还有辅助其他行业转型的责任，您怎么理解？

祁斌：中国经济怎么从大到强，给我很大的启发。历史上发达国家有过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比如说1901年，美国一家钢铁公司叫堪达基梅陇大学，后来华尔街的摩根就说这还不够大，他劝说堪达基把钢厂卖出，他可以整合美国的几家钢厂，在全世界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更多的经济附加值。给我们的启发，中国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阶段，怎么能够把中国的企业通过市场的手段整合起来，整合起来之后，能够在全球更具竞争力，这个过程我相信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资本上的并购。

在19世纪默契的时候，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年468起并购，同时使美国企业在全球很快形成了跨国集团，很快形成了更强的竞争力。

刚才陈雨露还提到另外一个观点，我们要强的话，还需要有一个新产业的发现。刚才前面讲存量的优化，怎么取得更好的规模效应。我想新产业的发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70年代的时候，人类对于即将兴起的四个产业一无所知，分别是计算机产业，一个是通讯产业，一个是网络，也就是互联网，一个是生物医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计算机产业的前景，以为将来世界上有一个巨大的CPU，每人家里接一个终端，结果80年代发明了笔记本。很多高科技的文化，不确定性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与有效的资本市场去发现、推动。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二战以后，整个二战之后，全世界各国经济体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经济转型是80年代从硅谷兴起的整个新经济。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1971年纳斯达克报价系统的形成高度相关，美国创业板的推出对整个美国经济转型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无论在中国经济存量的优化，还是增量的发现、推动过程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还同意方星海刚才的观点，不要放弃中国的优势，我们很大的优势是可以双管齐下，我们既有行政的力量，又有市场的力量。要比较慎用，或者有效利用行政力量，尤其是地方政府去过度具体指导一些未来新兴产业，很容易产生盲目建设，或者是一些资源错配，比如现在很多产能过剩的产业，既有很多传统的产业，钢铁、煤炭等等，也有很多新兴产业，大家普遍知道的风电。行政更大的力量应该用在有效地让有形的手帮助无形的手产生作用，比如加快资本上的改革和发展，地方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可以吸引科技人才、风险投资，吸引投资银行帮助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去国际上竞争。这是中国特殊的优势，我们要把两种力量都用好，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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