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仍需积极货币政策应转向稳健

2009年11月12日 00:2021世纪经济报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本报记者申剑丽北京报道

11月11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宏观数据，再次印证本年度GDP“保八”已无悬念。

但固定资产高位盘整，CPI、PPI环比呈现上升势头。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前10月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9.71万亿元，同比多增5.89万亿元，而M2增速达到29.4%，比上月高0.1%；M1增速进一步提升2.5%至32%，与M2的剪刀差继续扩大。这些无不令“通胀预期”再次强烈。

中国只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下的一个缩影，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府纷纷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学徒”，但随着复苏绿苗成长为小树，诸多非常规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成为了一份更难回答的试卷。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则是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必答题。

而当日在北京出席“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对“通胀”威胁看得淡然，在接受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在当前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经济而言，更重要的仍是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由于此影响，担心的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长期看，他认为既能避免通胀风险，又能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办法在于，找到一系列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潜力的可持续项目，保证投资项目的质量。

这位致力于以中国发展经验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学者，履新近一年，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他为下一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支了一招。“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

对当下最热门的“调结构”，他更是跳出了单纯产业结构的狭隘视野。“要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而言，便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

超越凯恩斯主义

《21世纪》：危机以来，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的刺激政策，现在各国对于这些政策退出的时机意见不一。你如何看？

林毅夫：与之前比起来，目前全球经济是在复苏，但复苏基础还是不稳，主要表现在过剩产能还比较严重，失业率还在攀升，过剩产能严重意味着私营部门的机会就比较小。

不久前G20也一致强调，不能过早提出退出机制。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是必要的，但应该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产能过剩的状况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寻找能够提高增长潜力、消除瓶颈的投资项目。

《21世纪》：因为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央行大量注入流动性，市场普遍担心世界经济未来将面临严重通胀。近期，中国政府也提出，要注意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通胀会来么？

林毅夫：我认为当前对于世界经济来讲，主要的挑战还是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带来的影响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至于通胀，我个人的看法是，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会不会造成通胀，取决于投资项目是往哪个方向投，是不是投资了高质量的项目。

如投资项目不能提高生产率，将来政府要还债有两种可能。一是提高税收，一是用通胀解决，一般讲提高税收不容易，普遍方法是使用通胀的方式，因此就有了对通胀的担心。但如投资项目提高生产率，并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税收就会增加以弥补刺激政策的投入，该状况下不见得会通胀。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政府当初使用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到了2002年我们走出通货紧缩，2003年以后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而过去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通胀一定是两位数的，甚至有时候到了20%-30%以上。但中国连续五年超10%的增长，其间的通胀率一直都在8%以下，很低。

根据这种经验，应该超越凯恩斯主义。即一定要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短期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大幅下滑，但具体对象必须是能够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项目。

当前，在发达国家，这种机会比如说像绿色经济、环保等相关项目已经比较少；但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机会，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严重不足，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会有很多环保和绿色经济的投资机会。

这样的项目是一石二鸟，短期讲可以创造需求，从中长期来讲还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这也是缩小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很好方式。

调金融结构、分配结构

《21世纪》：除了防控通胀预期，“调结构”也是未来政策着力点。这方面主要需做些什么？

林毅夫：总的来说，和调整结构直接相关的是，怎样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如何增加我们的产品附加值，走向低碳经济之路。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下，讲到“调结构”，国内说得比较多的是产业结构，我觉得结构的含义还包括企业的规模结构，这里面一定是包括大、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的主体，并且通常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也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很快，但总体看还是相对滞后，需要高度关注。

关注这个结构有几个意义。一方面，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应该说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衡，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其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者。

但相对收入比较低的人赚钱主要靠劳动力，相对收入高者赚钱是靠资本。如果中小企业能够大规模发展，在带动产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收入者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同时，因为这种企业所在行业是中国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这些企业发展了，我们的经济剩余就会更多，投资回报会更高，资本增长会更快，从而形成民间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裕，劳动力从相对富裕变得相对短缺的状态，这种状况之下，工资水平会更高。

结构调整还要包括金融机构的结构。这个体制目前还是以大银行为主，一定要把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力度提到议事日程上。2006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把调整金融机构提到议事日程，也迈出了一步，但步伐有必要走得快一点。

据说现在要求大银行增设中小企业部，但在1990年代，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中小企业贷款部，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两条腿走路的状况下，还是要加快地区性银行发展。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

《21世纪》：你对未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还有哪些建议？

林毅夫：现在经济增速比较快，但目前产能过剩情况在国内还是国际都还存在，所以现在政策不能马上退出，否则需求马上不足，失业马上增加。

下一个阶段，我个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继续，货币政策可以转向稍微稳健一点。积极财政政策杠杆效率之所以非常大，是因为信贷非常宽松，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不少钱可能流到股市和房市，产生一些泡沫。每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创造机制就是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对这一点需要高度关注。

相关专题：

内地十月份经济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