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是只金母鸡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这一消息在国内掀起了对制度经济学的一股关注热潮；在制度研究领域，尽管此前已有布坎南、科斯、诺斯等多人获得诺奖，但诺奖委员会的这次选择还是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许；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始终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它也是个令无数学者头痛的大难题，尤其是制度的发展和分化历史，迄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理论框架能作出完整的解释；长期存在的中心问题，经常是构成学术中心凝聚力和学科发展分化的核心要素，它们被称为下金蛋的母鸡，制度问题便是这样一只母鸡。

制度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几起几落，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一度拥有巨大影响力，但此后新古典主义在继承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接纳了凯恩斯宏观理论之后，在形式化和模型化上获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占据了经济学主流；而制度学派在形式化上始终没有进展，没有形式化，一段文本一百个人可以读出一百种意思，推理链条的正确性也无从检查，没有计量模型，解释和预测也无法接受实证检验，这样，旧制度经济学因停留在散文状态而被挤出了经济学主流。

形式化上的困难，源于制度经济学没有找到清晰而可行的方法论基础，他们没有明确，制度所影响的、推动制度建立和演变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个人、组织、社会结构，还是各种文化和制度要素，康芒斯既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但又没有明确自己的方法论，凡勃伦倒是想以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但关于制度的进化单位是什么，变异、复制和选择机制如何，并没有清晰界定，凡勃伦从本能、习惯、习俗到制度的多层次演化路径很有启发性，但在这些概念被形式化之前，也仅仅是启发而已。

经过四十多年沉寂之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给制度研究带来了新希望，科斯用交易费用解释了组织对市场的局部替代，张五常进而基于交易费用提出了合约理论，解释了交易类型和合约安排的多样性；沿着这条思路，人们发现许多组织形态和制度要素都可获得更好的理解，从行会、工会、拍卖行到交易所，从学徒制、计件工资、分成地租到婚姻契约；交易费用理论的好处是兼容于主流经济学，它保留了后者的基础假定、价格理论和均衡模型，只是在模型中引入了交易费用，但解释能力却获得了巨大扩展。

然而，基于交易费用的制度研究，多半集中在给定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私人制度，并且它倾向于将制度差异归因于交易的地理、时间、信息分布等技术条件，由于它预设了权利归属是明确的、合约会得到履行这两个条件，因而其解释范围便大为受限，它无法解释保障产权和合约履行的基础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而这恰恰是制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制度中，很少有既能全面保护产权，又能在大跨度交易中保证合约履行的。

正是上述局限，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史的解释上大打折扣，它只能在法治大致已确立的条件下解释私人制度安排，而这一条件仅在最近几百年，在小部分地区成立；相比之下，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却已经详尽描述和阐释了大量迥异于现代市场社会的人类制度，对于这些，经济学家迄今说不出多少道道；那些尝试分析这些制度的经济学家发现，要这么做，不得不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完全理性假定，而像人类学家那样把制度视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由各种独立于个人选择的文化要素按特定结构组成；然而困难在于，放弃理论内核意味着放弃已取得长足发展整个经济学，而在人类学那里却又没有形式化程度相当的替代品。

不过，这一困境在近年来有了突破的希望，曙光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进化生物学革命，在进化的理论基础，在自私基因假定和进化稳定策略(ESS)模型之上得以重建；随后这一模型被应用于行为分析而发展为进化心理学；同时，阿克塞尔罗德将策略均衡分析引入政治学；接着，革命战火迅速烧进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领域，人们发现许多文化元素都可在行为策略进化的视角下得到解释，文化结构被理解为策略均衡状态下的共同信念、符号体系和自发规则，制度便是内生于策略均衡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便产生于上述背景之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放弃完全理性假定，转而采用认知结构规定下的有限理性，并承认行为策略的生物和文化惯性，也开始放弃一般均衡分析，转而采用ESS分析，将制度阐释为在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惯性元素层层包裹而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转变将在制度研究领域掀起一场革命，眼下它还刚刚开始，可以期待这只金母鸡在未来生下更多的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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