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员邹平座：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当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报记者 晏耀斌 北京报道

10月12日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料显示，前者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其突出贡献在于管理的科学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获奖呼声很高的主流经济学家，比如研究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等，却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拒之门外。“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如是评价。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这两个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意料之外”？

邹平座：有两层含义：其一，他们获奖在意料之外；其二，也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个奖项实际上是颁给中国的。当今世界，中国才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实现中国的崛起，有哪个国家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

此外，强调人与生态的相互影响并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能担当这样评价的还是中国。中央不仅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而且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五个统筹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远远超越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且已在中国得到切实的执行。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以及中国领导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是实至名归。

《华夏时报》：尽管有人对该奖项有质疑，但其仍具导向性，对此你怎么看？

邹平座：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否定。具体说来，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不仅没有预测到本次大危机的爆发，还对引爆大危机扮演了推手角色。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他们在决策上有错误？

邹平座：雷曼兄弟破产倒闭被视为大危机开始爆发，次贷随即被认是为引发大危机的根本原因，银行家的贪婪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成为指责的对象。问题不单如此。自2004年开始到2006年底，美联储通过14次加息将利息提高3.5个百分点。美联储将物价上涨归咎于货币流动性过剩，其实这是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金砖四国需求的崛起。单纯错误的货币政策给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致命一击，且成了次贷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而实施者就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

《华夏时报》：美联储紧缩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似乎也未能幸免。自2007年1月开始，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你怎么看待？

邹平座：这也给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提了个醒。回过头来如何看待经济过热和泡沫是有必要的。

泡沫的产生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价格上涨过快偏离价值；一种是价值下降，包括企业利润下降、老百姓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导致的泡沫。中国当属于后者，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总体水平、推动自主科技创新、推动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泡沫，而不是紧缩政策。由此可见，完全依赖货币政策是有缺陷的。

《华夏时报》：对此，本报在今年两会时曾以《经济学家为何误判》一文率先对经济政策进行反思：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缺乏预见性的，并没有拿捏好分寸、做到灵活从紧，事实上加剧了经济困难。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复苏似乎掩盖了反思的深入。

邹平座：反思是必须的。中国现在的崛起主要是经济的崛起，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的自信。经济理论傀儡还是抱着西方的不放，我们怎么能完全相信他们的经济政策呢？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华夏时报》：那么在复苏过程中，经济政策是不是更应该谨慎？

邹平座：是更应该谨慎。在保持资金的有效投入下，要对当前两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第一，所谓过剩是产能过剩还是需求不足？其二，贸易壁垒抬头隐藏着风险。1933年大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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