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后危机时代如何国民共进双赢

2010年01月16日 12:37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演讲。

辜胜阻: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如何实现国民共进双赢”,我们看到在2009年世界各国抗击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保八”成功。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发达国家很多是负增长,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和中国是正增长,印度GDP同比增速为5.6%,巴西是-1.7%,俄罗斯是-9.9%。与2009年相比,世界经济将有所好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10年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将由负转正,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由2009年的-1.1%转为3.1%。有人形象地指出,金融危机实际上好比是美国打喷嚏,欧洲生了一场病,中国洗了一个冷水澡,来得很汹,走得很快。2009年这个时候大家认为未来将进入冬天,经济形势严峻,2009年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但现在看来这个冬天已经过去。应当承认,我国经济“保增长”成效显著,但在这样好的成绩背后,我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却呈现出“五强五弱”的不均衡的情况,“调结构”任务依然艰巨。一是内需强劲外需疲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来看,2009年前三季度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是-46.7%,消费对GDP拉动是50%左右,投资的贡献超过了90%,也就是说消费的贡献正好和出口的贡献相抵消,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所以第二个方面的失衡就是投资效应很强,消费拉动比较弱。三是公共投资很强,民间投资很弱。四经济硬件设施强,社会软件设施弱,生产性投资较多,而消费性投资、民生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足。五是国有大企业强,民营小企业弱。目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以广州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60.3%,但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6%。有人认为,现在我国出现了房市、股市和车市构成的新的三驾马车。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73.4%,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24.5%。

经济复苏过程中,由于国企在4万亿海量经济刺激计划、天量信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机会优势,加上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国企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2009年是“国进民退”争论最大的一年。从历史上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关系呈现阶段性差异。第一阶段:1978-1989年,“民进”禁区被打破,私营经济得到认可并迅速发展。第二阶段:1989-1991年,清理整顿的阶段,一定程度上出现“民退”的现象。1992年到2004“民进”重新抬头,而且民营企业得到了大发展。2004年宏观调控又似乎有“民退”,2009年出现了“国进民退”大争论。有没有出现国长民消?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是走出危机的必须应急之策。在危机面前,必须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力挽狂澜保增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公共投资调整经济运行的外部时滞短、见效快、指向性强、乘数效应大,是短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对于稳定经济形势、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打个比方,像一个人走路一样,一条腿先迈,后一条腿跟上,不可能是两条腿同时并进,危机下首先需要用政府投资来拉动民间投资,所以“国进”和“民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调节经济发展周期波动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此,危机时期,我们应该承认“国进”的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期,经济再出发,很重要的是要实现“国民共进”。

2009年我去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对两百多个企业进行了调研,我发现民营企业在危机背景下有几大困难:市场萎缩、税费趋重、融资艰难、竞争不公、创新不足、责任加重。但国有企业经营形势相对较好。2009年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都由政府及国有企业承担。有人估计,民营中小企业只享受到其中5%左右的份额。所以中小企业在去年危机中,受伤最重,受益最小。如金融领域,2009年上半年7.37万亿元的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8.5%。同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也是偏向国企,因为国有大企业往往占据产业链的上游,在基础行业和关键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得到政府政策的重视。另外国有企业还有政策兜底。根据中国企业家信息系统调查表明,我国企业中有22%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而受调查企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

经济复苏中,房地产市场成为领头羊。这个领域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国进民退”现象。据统计,100多家大国企中,有70%房地产涉足面,2009年地价排在前10位的地块中,国有企业占8席。同时,2009年全国土出让金额达15000亿元,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房地产业外,其他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在家电领域,浙江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在家电下乡前占据了农村电冰箱市场50%以上份额,下乡一年后仅占20%。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汽车产业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产业重点发展的两个龙头企业也为央企。在并购领域,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2月底,地方与央企间的交易金额大概有7万亿之多,招商政策非常优惠。央企和地方政府联手起来了,实力更加强大。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三大顽症:门槛高、负担重、融资难。这在2009年表现的特别突出。一是门槛高。我国2005年出台了一个非常好的文件——“非公经济36条”,保障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但“非公经济36条”出台5年后,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玻璃门”是看得见,进不去;“弹簧门”是可以进去,但是最终会被弹出来。有人说,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存在“上面放,下面望,中间制造顶门杠”的问题。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准入门槛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两极分化。一端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好。另一端是一些行业中大量民营企业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利润微薄。这种状况使得企业家创业激情下降。2009年我调查的200多个民营企业当中,企业家创业的激情普遍下降。有很多私营企业主愿意过有钱有闲的生活,甚至把厂房出租或者是卖掉。同时,我国居民创业申请中存在注册资本要求高、审批程序环节多、要求严、费用高等问题,形成了很高的创业门槛。有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难中,“审批企业或立项难”占59.6%,居人为因素困难之首。二是负担重。首先是税收负担很重。数据显示,2009年1-8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利润和税收同比增长分别为1.6%、10.4%,利润增速不及税收增速。其次是税外负担沉重。2009年1-11个月,我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1%、27%,可能会加重民企的非税收费负担。而危机背景下政府的减税减费政策有些并未落实,“2009年长三角中小企业问卷调查”发现,“感觉自身税收没有变化”的企业比重达82.37%。有些企业讲,金融危机中本来需要政府“雪中送炭”,但他们却感觉税收越来越重。三是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问题,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都会重大轻小,嫌贫爱富。但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不仅受到规模的歧视,还要受到所有制的歧视。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风险很大、缺乏激励。银行不仅重大轻小,而且重公轻私,贷大不贷小,贷公不贷私。

后危机时代,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我们要采取以下对策:

一要降低准入门槛和创业门槛。要认真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国29条”,切实保障“两个平等”;进一步打破垄断,化解“玻璃门”和“弹簧门”,拓宽民间投资领域;要改革审批制度,简化注册程序,优化创业服务,降低创业门槛。

二要通过“多予少取”的扶持政策来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将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要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农业是弱势产业,所以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城市经济中,中小企业也是弱势群体,应该像农业一样受到财政和金融的大力支持。

三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放开民间资本的金融市场准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问题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首先要解决民营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要加大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要构建我国股票市场的金字塔体系,除了创业板、中小板,还要大力发展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尤其要推动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发展。在间接融资体系方面,当前要完善各层次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服务职能,加强大中型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分工协作和金融创新,保证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要创新担保机制,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例如阿里巴巴网络联保模式,有效分担了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成效显著。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帮助2000家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了逾30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1.08%,远低于银监会公布的1.77%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其次,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公共服务。当前,要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政策性担保基金、专项基金和完善政策性服务等途径,提供融资的扶持。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我认为二者应该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未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要分工协作,机遇共享,实现互利共赢。国企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避免与民争利。要逐步消除行政垄断,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在产权上促进资本融合,使国企和民企相互参股。要在政府投资上形成机遇共享,通过BOT、BT等多种形式,实现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大项目共同参与。

我的结论是,后危机时期要重点保障国企和民企,政府与市场协调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危机时期,靠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是不够的,必须靠政府、银行强有力的干预,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但后危机时代,很重要的是要让民间资本及时跟进。第二,国民协调共进要解决中小企业门槛高、融资难、负担重三大难题。政府要采取网开一面的扶持政策,少取多予。第三,国企和民企的问题实质上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问题,国民共进最重要的是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企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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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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