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实现国民共进需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演讲。

主持人：谢谢辜先生的演讲，2009年，中小民营企业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的确很艰难，的确受到了一些伤害。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先生！

李稻葵：谢谢经济观察报请我参加这个年会，我觉得这个年会召开的非常及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是在金融危机第一波的冲击已经逐步的过去，金融危机还逐步的走入一个恢复的过程，这么一个形式、这么一个环境。我想这个环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特别的复杂，而且实际上我讲这么一个大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而言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可以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与危机前、危机中所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更加复杂。这个环境下我们来讨论国民共进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

我想非常简单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对危机之后的国际国内的环境的基本判断，然后咱们讨论国民共进的话题。我想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更加严峻了。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必须要考虑、思考。

第一个因素，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壮大，根据我自己的初步的估算，我们经过了2009年的保增长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09年年底，已经进入到了5万亿美元的俱乐部，而日本，日本由于09年的经济增长是负的，它的GDP总额，按照过去平均的一年的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是4.93万亿美元，我们是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09年年末，我们总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这件事情是我在09年年初就预测到了这件事情本身一点也不奇怪，不应该会感到任何惊奇和兴奋。但这个事情本身，一定会引起国际上一系列的猜想、讨论，包括刚刚发生的Google抱怨中国经营环境、中国监管体系不恰当这么一个事件的背后，在这个事件讨论过程中，有很多国外的分析家、媒体已经谈到这是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和第二经济大国新的一场较量，信息战的较量。所以中国经济，目前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的压力，一定比之前大很多很多。

具体说来，在危机之后，三件大事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第一未来三到五年，我想根据各种各样的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国际上的，以国际货币为核心的货币条件是非常宽松的。也就是说国际货币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他们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可能持续宽松，因此会造成国际上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像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对我们货币政策如何把握，对资产价格如何把握会产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第一流动性过剩对我们的压力、冲击会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体现在针对中国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策讨论，这场政策讨论矛头指向中国，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顺差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这个形势下，德国、日本他们过去所承担的压力，作为贸易出口大国的压力转给了中国。所以全球经济再平衡讨论，事实上就是针对中国经济结构和中国经济政策的一场申讨。20国集团在去年9月份，在匹斯堡召开的会议上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各国政府要共同关注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场讨论很可能就会演变为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背后是更为重要的，更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思想的改变，这个是对全球化的重新考虑。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经过了本世纪头10年之后开始反思，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收益，对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带来当初他们所想象的这么多好处。这个话并不是我讲的，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的原话。

第三严峻的挑战，就是绿色环保主义抬头，绿色环保主义和绿色运动还有不同，绿色环保主义意味着全球减碳，全球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么一场运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各国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各界人士，包括他们的经营阶层已经认定了，人类活动就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国必须要减碳，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减碳。 而且我提醒各位，2010年和1992年，当全球开始讨论全球变暖时的情况完全不同，1992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现在的1/5，甚至1/6，现在我们经济规模经过了过去17、18年迅速发展，我们经济规模翻两番都不止，所以我们是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沿用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这个阻力压力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他们矛头直指中国，他们看来，即便从今天开始不排放二氧化碳了，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新增的影响依然很大。所以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他们认为责任在中国，不管对不对，不管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道理，压力在我们这边。所以我想减碳作为低碳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中国严峻的挑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的非常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事情彻底树立起中国发展模式，彻底树立起新兴市场发展国家的发展的典范，建立起新的受国际上真正尊重的大国的地位。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我们会成为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所指责的对象。

总之，这个挑战非常严峻的，当然如果处理的好也会转换成机遇。这么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必须非常关注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讨论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不是需要调整、进行根本的改革。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讨论“国民”共进这个话题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这个国民共进问题处理的好，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共进，我们的内需、增长模式转变会更加顺利。

我想“国民”共进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共同探讨、研究。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已有的已经做的非常大的国有企业如何经过深化改革，经过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能不能走入一条逐步逐步的跟民营资本、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模式。讲的更具体一点，现在我们的国有经济的规模已经比危机前壮大很多，至少按照我们的投资规模、帐面价值看，这么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必须要改革，而且我们的财政、我们国家的财政从长远来看，也必须有赖于逐步减持一部分国有资产来达到平衡、达到支持我们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目标。这个情况下非常值得讨论。如何让我们的已经做大的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逐步逐步的减持、逐步引进民营资本，逐步的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共同协商、共同经营，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是危机之后我们若干年需要长期思考、长期探索、长期进行努力的方向。就是国有独资公司如何逐步减持，不仅要引进股市上的散户，而且还要引进一些跟民营企业合作的战略投资、战略经营伙伴。

第二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已经成长起来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的民营企业，他们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恐怕15、20年前并不突出，因为那时候民营企业规模很小，现在已经有了很大一批规模相当大的，但是无法跟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但无法跟国外企业相提并论的民营企业，这部分民营企业客观上讲需要发展，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给他腾出更多的空间。这个问题上主要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一些重点行业，是不是应该对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放开，打破垄断，给已经建立起的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准入方面进一步放开，这是一个层次。第二在资源开发的方面，从风电、风厂的资源，到煤矿、铁矿石的资源，这些方面对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恐怕也要解放思想、放开，不能说民营企业就是不守规矩，民营企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违反国家规章制度的做法。

第三层次的问题，刚才辜主席已经谈得很全面了，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就是对于想创业、正在创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年轻人，如何创造更好的投资的空间、创业的空间，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政府、社会各界努力，包括大学生创业的硬件和软件的环境，这些方面我们大有可为，希望金融机构、各种大的企业，也希望各级政府部门在这些方面探索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我相信如果这三方面的事情能做好的话，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允许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民营企业，如何给他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多成长空间。第三对小的想创业的投资者，给予他环境、政策上的支持，如果三件事情做的好，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将重新出现一轮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居民，到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国家竞争力更加坚实，到那时应对国际复杂环境，我们就将更有底气，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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