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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主题演讲“2020中国坐标”实录

2010年01月16日 16:59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主题演讲“2020中国坐标”实录。

主持人何帆：首先感谢《经济观察报》的邀请，让我们在2010年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享受到思想的盛宴。我今天下午主持的分会场，是关于全球化的，我们分会场的题目是全球化演讲，有一个别致的副标题：2020中国坐标，我们今年刚刚进入2010年，2020年坐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看全球离不开中国的坐标。我们把时间跨度推到2020年之后，就是不仅看现在，还要看未来十年中国和全球会出现什么变化。

在我们分论坛里，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很多长期跟踪中国宏观经济的专家，也有很多长期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不仅有国内学者，也有国外知名学者，不仅有国内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国际的跨国公司的高管。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畅所欲言。

首先请出第一位演讲嘉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先生，他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

许善达：讲十分钟，我想讲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从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变化挺大的，我们有两项资源比较多，国内资源配置属于过剩的资源，我觉得一个过剩资源就是资金的过剩，这里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过剩，人民币现在实际上流动性也是很充裕的，某种意义上人民币也是严重过剩的阶段。资金过剩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产能过剩，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跟国内比起来也是处在过剩状态。这两种资源在我们国家目前来看，资源利用效率是很低的。比如外汇储备，我们现在外汇储备23000多亿，全世界已经超过日本一倍以上，相当于全世界其他从第二到第四外汇储备总额还要多一点。这么多外汇，买美国国债是零点几的回报。国内人民币也是一样，储蓄率高，很多银行贷存比达不到警戒线，中国警戒线是75%。我们一些银行连75%都没到，所以有很多的人民币的可使用资金，这些目前的人民币的效率使用也是很低的，回报率也很低。

所以怎么把资金的效率提高，怎么把我们国家的过剩产能不要让它闲下来，也可以发挥潜在作用，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我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他非常需要我们所过剩的资源。因为有一个统计数字，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减少了1/4，也就是说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资金发达国家自己现在自顾不暇了。那么正常的经济发展需要资金越来越多的，现在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反而少了，而我们恰恰有很多闲置资金，这是我觉得中国资金可以有需求。同时中国的产能也有需求，中国产能总体来说科技水平不太高，可是这种水平的生产能力，恰恰是很多国家需要的。

所以我就想，我们中国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政策调整、制度建设，能够鼓励资金的资源、过剩产能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样我觉得整个资金和产能的回报会提高，回报提高了，这个社会财富增加了，那么我们和相应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来分享财富。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共享发展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本质上说，就是中国能够提供资金、产能资源，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地理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等组合起来，当然也并不排除发达国家其他的资源。

我觉得这如果把资源配置渠打通，利用效用就可以提高，社会财富就可以增加很多，参与这样的资源配置各方都可以分享新增财富。我觉得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很有利的。所以我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现在来看，这个想法在我们中国来看，还有几项制度性的障碍解决不了，这个制度性障碍妨碍这种资源配置的组合。所以经过我的一点研究，很不完全，但我提出可以有四项政策可以研究，我们有改进的空间。第一项就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目前别人使用外汇都是需要人民币买，人民币一买，汇率风险就转移到购买方了，现在的情况要十年、十五年长期项目没有人承担汇率风险。因为这个原因，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能做人民币调期，外汇和商业银行和人民比调期，或者相互存款，能够打通资金外汇需求方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渠道，我觉得这个政策如果能够做一点调整改进，一定会提高我们现在外汇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想法，现在很多国家，希望你给我人民币贷款，因为我要买的是中国人民币的产能，因为你要是说用人民币先去买外汇，再把外汇给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拿外汇再来买中国的商品、设备、服务，最后中国企业收到以后还要再换成人民币，两次汇兑，成本是相当高的，大该得有1点多到2%左右。如果某些项目允许我们把人民币直接贷给有关方面，这些方面本来用人民币买你的商品的，就减少两次汇率成本，如果打通这个渠道，允许人民币直接贷给境外企业，我想我们的人民币的使用效率会提高，也会降低汇率交换成本，能够提高商业回报，这是第二个考虑。

第三个考虑，我们现在保险公司都是由中国出口保险公司一家来做的，他们把保险保了以后还要分包给境外的保险公司，但国内很多商业保险公司愿意参加，现在还不允许，我认为现在很多商业保险公司资金偿付能力是有条件参加出口项目的保险的，但目前还不允许。不允许的话，一个是说中信保可以和外国保险公司来分保，但不能和中国保险公司分保，这是显然制度上有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对中国保险公司也不利，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也不利，无形之中对怎么保费降低也不利。所以如果能允许中国商业保险公司也能够进入出口类似项目的保险的话，我相信对对这样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营业税，营业税的问题是我们在93年设计我们现行税制的时候已有的问题，当时的问题负面作用影响还不大。但经过差不多15年以上，营业税的弊端对很多经济影响负面作用越来越有发展的趋势。其中商品要是出口，可以退增值税，但是我们劳务出口，比如银行把钱贷出去获得利息，或者保险公司提供担保获得保费，劳务性的出口仍然是征税的。所以这样的制度对我们劳务本身的所谓第三产业发展、劳务出口肯定是不利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在劳务出口的问题上对营业税也采取和商品出口增值税一样的原则，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刚才我说中国的过剩资源能够和其他国家资源组合起来，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增长，然后所有的参与各方都根据各自提供的资源分享财富，我相信一定有很大好处的。这四个问题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有所推进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资金的利用效率、产能利用效率一定比现在提高，国民财富还会增加。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许老师的发言，他讲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时候，看的是全球经济的大的棋盘，为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开了很好的头。下面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他的题目是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王建：观察家论坛，我就把我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观察讲讲。现在我看很多提法，后危机时代，我们不太同意这个提法，因为是后危机是危机过去了，次贷危机过去了，好象不能这么说，我认为是危机的后一段可能比较准确，因为危机没有过去。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引起这次危机的傍大的有毒金融资产，基本上没有得到处理，这个事情永远过不去。我们知道美国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一场资本主义新的危机形态，我们看到日本金融泡沫破裂，但当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美国不仅企业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家庭居民资产负债表也有问题，到现在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基本没有被纠正。

比如美国有1.4万亿商业地产，从07年到现在价格跌了40%，去年为什么有140家美国银行倒闭，主要是中小银行，就是因为这些银行向商业机构发放商业地产。地产泡沫破了，这些企业就还不了钱了，所以这些银行倒闭了。到现在处理了多少呢？去年到期的商业地产规模大概是4000亿美元，还有1万亿美元没有得到处理，这1万亿美元大概是在未来两年到期，这个到期的时候，如果商业地产价格回升不了怎么办。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美国去年有280万家庭房子被收走了，去年年底美国失业率已经上到10%，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失业大军，收入或者减少了或者只拿政府救济，他们的房贷就还不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什么时候能获得纠正呢？那就是大大的问号。现在美国只是把危机向后推，比如把衍生金融合约冻结起来，比如用改变会计准则的办法把烂资产掩盖起来，但总有曝光的一天，曝光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最近我看了穆迪公司的一个报告，他说美国企业破产高潮就是2010年底出现，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大量商业贷款估计是还不了的，一大批企业要倒闭。如果说这场危机没有过去，我们下面的一个结论是世界经济必然有二次探底，我在很多报纸上反复讲这个观点。危机绝没有过去，去年能回升是因为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这些临时措施到2011年以后要到期、重新被提出来，那些有毒资产该清偿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在2011年露头，在2012、2013年达到顶风，曝光。所以第二次冲击的规模恐怕比上一次危机来的还要猛烈、规模还要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说一波过去之后的短时间的平静，更大的海啸还在后面。

这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经济能走出来，主要是用庞大的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来对冲了出口需求的萎缩，这个法子好处就是说在去年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当中我们是率先实现了“V”型反转，但毛病就是在一个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会更加导致我们的生产过剩。这一轮投下去的产能什么时候出来呢？就是2012年、2013年，差不多十二五中期，这个时期恰恰是我讲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次贷危机形成第二次冲击波。所以我说，我们在十二五中期，很可能看到内外的冲击，我们的刺激政策不能轻易的推出来，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要找到新的中国内省需求的突破口，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在全球危机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站稳脚跟。

另外我还要讲到，我们看到了外部环境对中国的不利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这场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佳机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自己一天天好起来。比如现在讲中国的汽车产量，去年是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前几年美国汽车产量一年是1850万台，人家怎么掉下来了？比我们少了？是因为次贷危机让过去买车的人没有能力买了，所以我们上来了。好多都是这样，比如中国去年IBO超过500亿美元，美国才200多亿美元，我们又超过美国全球第一大的IBO，但我们看看历史记录是多少，好多都是因为这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相对来说，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显示出我们的国立盖过他们。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的我们盖过他们的，在0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是我自己计算的，中国自己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如果要算工业净产值呢？我估计在去年我们也是超过了美国，根据我的估算，我们比美国可能大于几千亿美元。工业总产值超过了世界的大国，这在前面看美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892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美国在欧洲眼里还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但美国在那时候工业总产值先超过英国。所以中国现在也是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时刻，这个历史拐点就是中国第一次超过了工业生产规模上超过了世界第一大国。在我们看得到的叫2020年的坐标，我觉得2020年坐标还不行，但我相信，2030年，中国GDP肯定要超过美国的。

我们往后十年看，我们今后十年应该朝向是什么目标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走向亚洲，中国现在正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首先走向亚洲。现在我们跟东盟已经搞了“10+1”一自由贸易区，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产业链金融贸易更好的向亚洲地区覆盖，逐渐的的奠定中国走向世界的基础，谢谢。

主持人：感谢王建老师的演讲，我们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建老师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就是中国参加博弈经济大循环。接下来我们要请第三位演讲嘉宾，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另一半人口红利。

蔡昉：谢谢大家，因为我不懂国际经济，所以我谈中国，谈202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实现了我们自己前所未有的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增长都高于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改革开放成果，因为第一，很多项重大改革只有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第二说任何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都会通过具体的源泉、具体的引擎真正的释放出来。

因此来说我们还要去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个相当多的人同意是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意思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这个人口转变带来了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两条，第一劳动力需求供给，第二高储蓄率。因此有了这两条促成了经济增长额外的源泉，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我自己和同事也做过一些分析，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或者具体的说，代理指标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个指标在过去一直是下降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是说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这是我们所说的过去的人口红利。

相当多的人，包括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也预测了，说中国的人口转变再继续，这个继续如果说过去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总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提高的话，那可能未来人口的转变的结果就是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预测的话，大概在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就停止下降，从那以后人口抚养比上升。也就是说未来从2013年以后会不会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这提出了没有我们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人均抚养比，我们的人均增长速度怎么保持，可持续性来自何种源泉。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理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消耗掉过剩劳动力，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如用技术替代人工，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不是坏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一定会消失经济增长源泉，要看新的增长源泉。除此之外我写过一些文章，说我们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我们分别叫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就是说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多，导致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部分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我们还会产生，如果治理允许的话，还会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继续利用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比如说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储蓄率。如果我们有好的健康的保障，有好的教育水平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把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往后推延，继续保持劳动力充足。何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改进等等有很多潜力挖掘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是指人口转变到特定阶段仍然可以有人口红利。

但我今天想说，既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实我们也只用了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还应该有一半的潜力可供我们挖掘。我们知道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我们直接看到就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形成了中国的民工潮，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推进，这是来自于劳动力的流动和他们流动的越来越稳定、持久、固定化。这些东西都为我们创造了是具体的人口红利的表现，他们收入增长之后，他们消费的扩大、他们进城以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加等等各方面因素，这是具体的人口红利如何实现的。

我们也知道，中国城市化在过去30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不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每年是3.2%，过去20年里是每年29%，过去10年又是3.2%，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速度呢？我们比较一下，说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经验，把世界所有国家、年份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列出来的话，在中国现在大概有45%的城市化率阶段上。我们按世界标准说，我们年平均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应该是0.8%到1.6%，也就是说过去是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这个速度我们未来不一定能保持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城市不增加了，今天能增加是因为农村劳动年龄不断补充，到了2015年前后，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不再增加，城市化的速度不会发展那么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潜力，即使不能保证3%、2%的增长速度，即使不是1%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也有城市化潜力。因为到目前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工作超过6个月就记录下来。如果真正城市化率是46%，那和非农人口化率比较，只有33%，也就是说中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把33%真正变成46%的话，我们城市化速度可以实现城市化真正的要求。为什么？农民工尽管进城了、常住了，如果他没有成为市民，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贡献几乎为零，他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的需求的贡献也非常小，被大大低估，他转变生活方式，消费拉动成本也没有发挥出来，对劳动力素质贡献也没有发挥出来。

因此另一半人口红利在哪呢？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工和没有进城的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化，当他作为劳动力作为城里打工，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贡献，这两者之间至少有相当大的潜力是可以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因此这是我说的另一半的人口红利，何况我们相信，不可能未来是零的城市化率，我们仍然会继续增长。除此之外，深度城市化，把农民工变成市民的人口红利的挖掘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等，都可以开发现行的人口红利，继续开发，仍然是属于一半的人口红利的部分。那一半即使开发完了，我们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那是需要另一些制度安排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说，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之后也许还有机会。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蔡昉先生的演讲，尽管他讲的是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问题，但是他讲这个问题对我们来描绘2020年中国经济的坐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好是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拉动中国经济基本有两个列车，一个是城市化的列车，一个是全球化的列车，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化列车晚点了。他给我们讲的这些观点是真的我们深思的，我希望可以吸引我们改革，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先生，他的题目是2010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张宇燕：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只有十分钟时间，我就和题目，叫2020中国坐标，谈一点看法。主持人说我讲讲201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形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刚才我听几位发言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就稍微做一点调整，围绕这个主题，全球化几个关键次，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2020，还有一个中国坐标。什么叫全球化，刚才何帆讲了全球化列车晚点了，什么是全球化，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来，让我们马上回答还不是很容易，尽管我们天天在谈全球化。有一位记者写到，什么是全球化呢？全球化就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和埃及男友乘坐一辆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旧的车，被一群骑着日本的摩托车用的药是的意大利人追踪。说这就叫全球化，用戴安娜事件说出了全球化的特征，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各国相互依存度迅速提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这个概述非常妙，当然可以具体谈贸易、金融等。

那么金融、资本流动、劳动力、技术扩散，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全球化，使得我们大家梆在一起，相互依存。2009年，这年将被历史铭记，因为是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一次负增长，根据各方面预测，大约是-1%的增长速度，这是二战以后从来没有出现的。这个事情使得人类开始反思，全球化的列车晚点或者放慢了速度，为什么放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二个主题词，2020年，我想我们是站在2010年的时间点上讨论未来十年的发展，未来十年发展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是什么世界呢？我想仍然是全球化世界，尽管它晚点，尽管它有时候会停下来，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度不断的上升，这一点我想这个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经济复苏，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基本上同意各位发言人的判断，特别是王建教授的判断，就是对后危机时代的提法，他有一些疑虑，我也有一些疑虑，我们到今天是否走出了危机，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仔细讲，大概至少有八个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个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金融体系本身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第二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复苏迹象，但很难判断整个世界进入了复苏阶段，我们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贸易在复苏，08年的时候全球出口是16万亿美元，09年降到12万亿美元，即使现在看到贸易增长，是在由16万亿降到12万亿这个水平上的增长，所以不能过于乐观。投资，2007年最高1.9万亿美元，跌到去年1.2万亿美元以下，所以国际投资即使是复苏，你可以看到反弹势头很猛，但有它的问题。

再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这是非常让人不安的指标，尽管是滞后指标，但10%左右的美国、欧洲失业率，而且失业率不仅仅是高，而且美国战后第一次出现什么呢？出现一以上的失业人口，归纳为持久性失业，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这也是给经济长期的复苏投下了阴影。

再有是消费，我们知道走出经济衰退，说到底还是要投资，投资在发达国家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消费现在增长速度缓慢，也和整个储蓄率的增长有关，消费也是一个问题，包括产能过剩也是一样。中国有产能过剩问题，发达国家，美国资本生产能力的使用率现在是71%，欧盟是70.7%，都是70%上下的水平，这是历史上高点83%甚至85%有相当大的差距。

再有不确定性因素，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目的看已经到了劲头，利率不可能降到负的，财政赤字也是规模巨大，以至于欧洲一些国家财政资信被降级，引起整个世界的反映。像希腊财政政府的信用被降级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都跟着波动。而希腊GDP只占整个欧盟GDP的2%多，量很小，一出事世界马上跟着变动。

最后一个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这个事情争议非常大，也有人提出来，气象学家预测十天以后的问度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成功的，问他们自己十天以后的天气多少度他很难说，但他们预测100年以后的气候非常准，争议很大。不管怎样，气候本身，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重大的国际的议题，减排、绿色能源等等，这些产业是否将来能够成为带动人类走出这次经济衰退的主导产业，我们还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走出来，但不确定性还是摆在这。

第三个关健词中国坐标，谈到中国坐标最少有两维，一个是横轴、一个是纵轴，既然谈到中国坐标又是未来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一个是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用这两个坐标测量出中国在未来十年大致的位置。因为时间关系我最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中国综合国力在未来十年我认为比较乐观的。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我想是这样，总的判断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未来十年主要表现在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特别是否决权越来越大，否决的领域、范围也越来越大。这个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很多事情要解决必须把中国找来，中国如果不参与这个事情办不成，所以未来十年看中国坐标的话，就是否决权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

与此同时，中国行使否决权的成本也在提高，你可以不合作，但一旦不合作，整个世界可能对你另眼看待，你的形象等等一系列都要受到影响。所以一方面中国作用越来越大，否决权越来越广，另一方面成本也越来越高。

当然这里谈到坐标也得谈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大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世界总体上经济政治格局，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制，还是要回去，回到原来的危机前的体制，但重大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否决权加大，回到那里也不是简单的回去，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回去之后中国的作用会体现出来。至于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增长速度也会很快，但这里我引用一句扎卡利亚(音译)讲到印度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提醒读者注意一个问题，增长速度是负利的计算，我每年比你多两个百分点，差两年差不了多少，但是差30年就差很多了。那么这个势头，中国在2020年的世界的坐标，我相信是越来越重要，同时我们在使用权利、运用影响力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既要照顾自身的发展稳定的利益，也照顾到全球、人类的福祉和改进。

主持人：感谢张宇燕教授的演讲，不仅给我们讲讲了全球的戴安娜现象，也讲了2010年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描述了2020年全球化的坐标。刚才请出四位学者分析了未来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接下来请两位企业家分享一下他们对全球化的看法。首先请出的是华特迪斯尼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张志忠，他的题目是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采取的发展策略。

张志忠：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何帆先生，我想几位学者讲的非常精彩，我在这里转一个角度谈全球化的问题，当然全球化是离不开跨国企业，跨国企业是促进全球化的很重要的因素。跨国企业里面有全球策略，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跨国企业怎么定本土的策略，怎么定有效的策略。

我想我利用几个迪士尼公司的例子解释一下，迪士尼公司是全球化的企业，去年总收入超过380亿美元，迪士尼在中国可以追溯到30年代，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上海公演，我们在中国已经跟消费者有很好的成长性共赢，我们的价值观是信任、尊重、乐观。今天我们在上海、广州、北京都有分公司。当我们讲中国本土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充分的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迪士尼全球发展策略，第二中国本土的视觉上的特殊策略。

很多时候在本土策略的定义的时候是有些偏差的，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是公司里对本土的市场是不理解的，造成的结果是总公司里的外国人在主导。第二可能是在公司里，组织的架构有妨碍本地市场的发展。简单说就是中国的公司里没有权利影响本土的策略，这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多跨国公司在很多国家、很多市场推进生意的时候很大的缺点。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在全球的策略，第一把最好的内容、最高品质的内容做好，包括电视、电影，比如我们最近飞屋环球记。在本地市场是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市场上的考虑，社会角度、行业格式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考虑。这里解释一下，首先是全球化策略，创造出广受欢迎的各个系列的产品和人物，举个例子，比如米奇系列、公主系列。当这些人物有了形象之后，利用娱乐的循环，我们把内容形象转化在产品上，转化在很多其他平台上，包括手机、无线、DVD、演出来增加社会对我们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民心的理解迪士尼。

在本土市场的特点里，特别是在中国，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在我们考虑怎么定本土策略的时候考虑非常多。第一法律法规，本地娱乐业法律法规和很多国家非常不一样，而且在每一个业务平台上法律法规有相当的不一致，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有些行业，比如消费者行业允许外资参与的，有一些行业是限制有限外资企业参与的，有些只是每个项目每个审批的，有些是无法进入这个行业的。可以说法律法规对中国整个策略，跟我们在国外，跟美国本土的策略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是盗版问题，对很多商标会有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策略。简单来说，我们考虑怎么发展业务的时候，我们把两个因素放在里面，第一是法律法规的严谨不严谨，盗版程度严重不严重，加上行业的高速发展，把业务优先程序定下来。右上角是相对容易的业务，左下角是比较困难的业务，本土策略上我们非常侧重我们的消费品--迪士尼英语。媒体业务绝不是我们收入的重点，迪士尼本土策略结果是这样，不但有消费者，还有迪士尼英语，这是本土策略重点，如果一路追求媒体收入，我们公司基本没可能发展。另外一个特点，是本地内容，这里大家看到的，无论过去几年，在电视、电影方面，本地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拿大电影举例子，09年前十名电影，本土电影有六个，可以说本地内容社会消费者是非常喜爱的，中国的特点是外国的电影和本土的电影是同一个时代。在这里我们也愿意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也会努力的发展我们本土电影的一个业务，这个是有别于过去我们很多地方发展业务的只是侧重一种美国的内容、美国代表未来的市场。

最后我想讲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收益，迪士尼英语，在开展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做了两个市场调查，理解消费者对迪士尼与的期盼，集中发现，消费者需要一个培训中心，能够教纯的美式英语，而且可以提供全面的快乐的学习体验，在教学训练跟环境服务要非常高的要求。第二研究发现，迪士尼品牌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有强大的品牌效益，我们有很多受消费者欢迎的卡通人物，对我们信任度非常高。

根据这两个理解，我们在中国发展了全球第一家英语培训中心，08年9月份在上海，在上海还有超过七家培训中心，超过2500个学员。迪士尼是英语是外籍教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教小朋友英语，让每个小朋友身临故事情景里，而又充满乐趣的环境里学习英语。迪士尼英语还有顾问团，有国内国外语言专家，确保我们在学术的严谨跟专业。

本土化策略做的成功，组织架构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内是一个整合的公司，在国外我们面对的非常短的管理，很多权利是在中国本土公司决定。我们在中国一直致力于办创立中国的华特迪士尼公司。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张志忠先生的演讲，接下来一位企业家是远东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徐浩然，他的题目是中国企业品牌的国标坐标。

徐浩然：谢谢《经济观察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品牌的感受。我谈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究竟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品牌国际化问题，因为显而易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制造大国，同时也是贸易大国，04年中国已经有110000亿贸易总额，现在有数字已经是第一大中国贸易体。这个地位已经奠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但这背后是品牌小国，而且商品背后大量都是OEM、西方发达国家的商标贴在上面。

所以中国既是制造大国，又是制造小国。我们到国外看到很多广告，上周我到了一些印度、肯尼亚，但全是日韩品牌，但没有中国品牌。以至于我在迪拜看到海尔的灯箱广告的时候，我都惊叹不已。说明我们中国在走向国际化竞争中，我们产品并每年真正国际化。

第二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坐标在哪里，用两个数字说明，世界500强里我们有一席之地，我们拥有43个席位，但中国大陆有34个，33个席位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垄断性公司，只有一家是民营公司，来自于江苏的沙岗集团。在这样背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排行榜，世界500强品牌排行榜，中国企业所占比重只有1.2，中国出口的商品当中只有10%是品牌性商品，而这些大部分是外资品牌。另外我们看到世界最权威的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品牌100强，到现在没有一家中国品牌身影。这100强里，最新数字说有58家来自美国，31家来自欧盟，8家来自日本，3家来自韩国，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上榜。所以中国的企业有时候应该讲，任重道远、痛心疾首、责无旁贷，我们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我们肩负着企业乃至国家的使命。

我们看到中国的制造，在世界产业链分工当中，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我们处属于国际分工当中比较低下的环节，我经常说一句不太得体的话，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赚了一点钱，我们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发现我们只是成为世界的保姆，在家里很多事情不想干，不想带孩子，不想做家务，你可以交给钟点工，交给保姆，中国就干了很多发达国家不愿意干的事情，交给了中国，所以把污染留给了中国，把资源消耗到了中国，把中国很多未来进行了透支。这样的高附加值，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的竞争业态当中，实际上我们是赚了还是亏了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品牌走向国际化，他在坐标当中缺什么，这里提到我的三品理论，我自己认为品牌应该有口皆碑才叫品，广告、慈善不是品牌，这些都是品牌的表现。真正背后有消费者对你的产品、服务、企业进行夸赞、进行购买、进行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品牌，消费者是用钞票进行投票的。这三个品的背后还有三个品，我分为第一个品叫品质，第二个叫品格、第三个是品位。

第一品是品质，品质是让人信赖你的基本的力量。中国的企业最过往发展三十年发展中，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跑马圈地”式。第一个我们最缺的是生产技术人才，那时候技术人才非常吃香，我们缺的是产品。第二个十年我们发现营销人才最缺乏，为什么？因为很多生产制造产能过剩已经开始挤压，所以营销人才缺乏。第三十年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不赚钱，然后发现通过上市、资本运作赚取虚拟经济，所以金融人才最吃香。中国下一个三十年一定是拥有真正懂得品牌经营、品牌管理、品牌战略的人才是最为稀缺的人，这也是我把下半生基本上锁定在品牌两个字上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产品没有品质，比如说我们2008年出现的三鹿奶粉事件，最大市场占有率，但顷刻之间可以倒塌，除了行业平均利润很低、违法成本很低等等，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企业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是品牌，虽然他贵为中国名牌、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但并不知道我的品牌真正是属于谁，是属于消费者还是属于我，我的品牌是通过作秀做出来的，还是通过市场铺货铺出来的，还是通过同质化低价格竞争竞争出来的，他并没有看清楚。所以中国的品牌只有回到对品质的理解把握上才能走向国际化，才有可能可能真正的赶英超美。

第二我讲品牌的品格，品格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愿景等等，企业竞争最终是人的竞争，人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所以看到国与国家的差距就是文化的差距。美国人为什么会做大，因为他们心目当中总想当老大，拯救世界，所以造的房子和东西都是最大的，世界500强最多的是美国企业。德国人为什么可以作精，德国人讲细节，所以小到钟表，大到汽车、大到社会规范秩序都是井井有条。中国人为什么做了产品不好不坏也不差，因为中国文化就是中用文化，差不多文化，在差不多文化里中国产品缺乏执行力，只能走“中”字。所以企业远景、企业品格决定了企业走多长，企业品格决定是否被人尊重。

第三品位，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最缺乏的是品位/品味，可以是味道的味，也可以是位置的位。这个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的融合是最难的，所以人的素质、行为举止、所有一切能否国际化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想我们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国企业充满机会，所有专家这样认为，我也同样认为，那标志来自于第一点，我们要不断进行品牌升级，从现在的OEM到OBM再到ODM。还有国家品牌，不断带动产品品牌、产品品牌、个人品牌齐头并进，所以我们还是要对未来齐头并进。

有一个数字很让我骄傲，08年全球品牌力指数调查当中，CBI的指数调查当中，我们发现全球性大调查里面把最受注目的国家品牌桂冠授予了中国，所以中国当之无愧成为这个排行榜的榜首。中国这个国家包括已经结束的奥运会和今年即将到来的世博会都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国家品牌影响到全世界，但我们比较弱小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个人品牌还确实有待于提升、还有很长的道路走。所以我希望在这样的齐头并进的企业产品和个人品牌以及国家品牌的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到来，需要在座各位付出努力、精心，希望各位有所收获，我们一起为中国的企业加油，为中国品牌加油，也为中国加油。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大家欢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教授，他的题目是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郑永年：谢谢，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20国集团开会之前，美国推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报告，那个报告当中，重要有一个报告说主要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中国，中国生产过度，消费不足，导致美国消费过度、生产不足。那个报告是说建议怎么做。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我觉得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不仅没有走出来还面临新的危机。我基本上同意美国报告的结论和论证，金融危机主要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形成。

刚才大家说了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互相指责没多大用处，大家可能都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世界经济失衡美国也有责任，中国也有责任，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下，看看西方以美国微代表的国家经济失衡的问题，也包括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我想每一个国家对付金融危机急救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结构调整的问题，可能会更好的更有效的走出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西方这一波的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我觉得是70、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国内经济，尤其是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总统的时候，主要是提倡私有化。那么到了80年代过去，尤其是冷战以后，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扩展到全球化，主要我觉得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过分的、盲目的乐观。全球化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觉得盲目乐观认为全球化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国际的劳动分工。还有一个是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有两个因素很快的是的西方各个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我主要是讲四个方面的失衡。

一个是西方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两个方法，一个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增加技术的含量，提高附加值的升级。第二个方法是产业转移，把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我觉得西方经济体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没有找到新的产业之前，把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转移一方面大大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使得发展中国家都成为这个世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西方国家本身做什么的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就把重点转向了服务业。那服务业是以金融业为主的，我觉得这两个失去了均衡，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失去了均衡。因为很多年可以说过去的20年中间，金融业是西方获得财富最主要的领域，也是西方国内经济最为繁荣稳定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尤其是像英国、美国，凡是把制造业转移出去快的国家，金融危机受的影响就大一些。

第二社会性投资和生态型投资的失衡，西方需要大量的社会投资，西方二战以后应该说增加的很快，曾经撒切尔时代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私有化失败了。因为有民族政治，投票否决私有化方案。另一方面生态型投资，大幅度减少，为什么呢？大量把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政府把大量的钱投到金融领域，政府要增加投资增加不了，因为国内已经没有产业了，这次西方国家很多的政府救济金融危机的资金流向了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一方面生产性投资没有，社会性投资又减少不了，怎么办？只有增加政府债务，这就是张教授说的，西方的债务越来越高。

第三个失衡，创新和投机之间的失衡，创新从历史上看，我自己的看法，创新不是在技术制造业领域，但西方创新大部分放在金融领域，但金融工程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实际上和投机没有区别。金融行为就有投机，我觉得过分金融创新会把秩序搞乱。

第四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西方无论实体经济、金融经济，本来政府结合的不错，但因为全球化过快，跟不上。

这是西方几个方面的失衡，中国我讲四个失衡，一个是出口与内需的失衡，很难，美国人花钱，中国人存钱。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很多时候是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再买中国的东西，这是生存不下去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失衡，我觉得也很严重。还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我要强调一个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生产性投资而来，社会性投资一直增加不了，所以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我想指出一点，每次经济未来来，中国牺牲的都是社会性投资。97年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要把教育作为经济增长根源，只有中国把教育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根源。这次一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也是社会投资，房地产主要是社会投资，每次的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总是以牺牲社会政策取得经济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严重失衡。

总体意思是拯救为危机有很多方法，但有些方法会产生导致新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科学一点，最理想的方式是在救火的时候，也能考虑到经济结构重新均衡化的问题。

谢谢。

主持人：谢谢郑永年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下面请出来的是一位著名的专家，她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她演讲的题目是与国际接轨应建立在清醒的知己知彼基础上。大家欢迎！

资中筠：诸位好，我今天来这里讲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对经济、金融一窃不通，我讲的题目整个比较宏观，也不一定完全切题，因为既不是2010，也不是2020，只能是自己的一点感想。我为什么说与国际接轨应建立在清醒的知己知彼基础上。因为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自从有了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觉得我们好象从媒体上、总的气氛上感觉到我们已经有点忘乎所以，有点了不起，中美共管世界这种提法非常响亮。

我就有一些想法，从改革开放以来，早的不说，我们一直都是与国际接轨，好象是一个经常用的口头禅，而且我们10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想追赶国际，所谓国际当然不是指的肯尼亚，一定是指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尤其是美国。我们怎么接轨，首先得认识人家轨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的情况。我总的大而化之的宏观来说的话，我感觉到欧美发达国家在这块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以把很多西洋工业甩到中国等其他国家来了。而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果眼看100多年来走了好多好多弯路，进两步退一步走过来，一直都在追赶，追赶的结果就有很多家常饭不消化。我记得孙中山先生说迎头赶上，那就要跳过一些阶段，有些东西需要跳过去就接轨了，不然永远接不上。什么东西可以跳过去，什么东西不可以跳过去，什么时候该跳过去却没有跳过去，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时间关系我只想举几个例子，我觉得一个应该可以跳过去而没有跳过去的就是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200年前、300年前有一个很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血汗工厂血迹斑斑。我觉得我们要迎头赶上的话，人家已经有了一二百年治理的过程，是不是我们现在还应该使得每一个百分比的GDP里都含血量这么高，我想是可以跳过的。所以我现在听到香港应该说是官学界还有比较高层的人还在说，一说到不断发生的矿难以及各种各样的什么矽肺病、开胸验肺，这样一些非常残酷的事情，还有一些惨不忍睹的劳动条件，这些会说这是原始积累过程，不可避免，现在在拿这个说事好象说不过去。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接轨，没有跟现在的迎头赶上，劳动保障、社会安全、劳动安全这些，刚才讲到的是社会支出、福利、教育这些东西，我们好象没有迎头赶上，没有接轨。可是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接轨的，用不着等一百年慢慢来。

还有比如环保问题，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防守、肆无忌惮的污染完了才能治理呢？因为发达国家在发达过程中，你们老早就污染半天了，浪费很多资源，现在该我们污染、浪费了，那恐怕也说不过去。但一开始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没有这样做了，就已经说是先污染再治理，先生产了再说，这已经走错了。所以现在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现在国际压力来了，我们总是在国际压力上前进的，国际压力说气候、低碳的问题，我们来考虑这些问题，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问题在于我们国家的污染不仅仅是低碳、气候问题，比如我们的水资源污染这个程度，我们经常有相当大的群体、百姓在受毒害，喝有毒的水或者干脆没水喝，或者农田被化工污染。像这种东西不是气候问题，对外国人影响不大，是不是我们就不去管了呢？所以人家都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够接轨。

还有一个，美国的金融危机，200年来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经有危机了，但是他们每次金融危机复苏，都是靠实体经济，靠新科技的发展推动新产业的出现，然后有了复苏。所以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应该是国民经济之本。但现在我们有一个暴发户的心理，就是说去接轨到了所谓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这个问题上，美国的金融创新对美国来说是不是一定都是正面的？实际上也不一定。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美国所产生的危机，就是因为哈佛商学院高材生一直其他学员的高材生击中到了华尔街做那些事，过去是比较平庸的人做事没有那么多花样，他们不甘寂寞，才华横溢，想出各种花样的衍生品，虚拟经济大大发展，结果就闹成这样了，这是比较讽刺的话。不管怎样，我们很快的就把这块，虚拟经济大大的发展起来了，而且社会保障、工资水平全民的平困度远远没有跟国际接轨，但我们的高管CEO天价年收入已经跟国际接轨了，而且理直气壮说应该这样，我们该接轨的地方没有接轨，可以跳过的地方没有跳过。

就是说我现在讲的一切都是我想是以人为本出发，不是以数字为本出发，经济学家常常以数字说话，我觉得数字背后应该看到人的福祉，人的幸福度增加了。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说汽车已经超过多少辆了，超过哪个国家了，我不觉得这一定是人民之福，而考虑是不是应该发展这么多汽车，对于发达国家，下一步是不是老是发展汽车工业，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们不知不觉，不由得推到了这个地方，已经接轨了。举这些例子，以人为本出发，如果看看数字背后的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话，我想我们很难觉得自己非常自豪，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真的走在世界前列了。因为一百年前，老罗斯福说过一句话，那时候美国刚刚工业化程度刚刚超过英国，但到欧洲，他回来感觉到非常惭愧，因为在人道主义的进程里，美国竟然是在排尾，所以他们发愤图强，大大的进行政府干预、控制资本的疯狂掠夺，增加人民的社会保障，从这一百年改革一直到今天，虽然美国仍然比不上欧洲，但欧洲也有欧洲的问题，刚才说社会支出太大等等。但是现在奥巴马又感到惭愧，他是最富有的国家，但医疗保险覆盖面是最小的，所以他拼命也要改革医疗保险，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考虑和国际接轨的话，光考虑百分比GDP和一些数字，跟人没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够。

主持人：感谢资中筠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们分论坛最后还有两位贵宾，现在请我们第九位演讲嘉宾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坚持专业化，有请。

陈全生：刚才听了资中筠发言我很有同感，她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老者。很高兴来参加中国再出发这个年会，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我还是要声明，我是国务院参事所讲的内容是自己，完全是自己负责和机关单位没有关系。

全球化我就说一个观点，但我不太愿意讲全球化，下面的企业家不多，都媒体、学者比较多。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专业化，这是我的观点，但涉及到的企业层面太多了。我想突出一下，坚持专业化不动摇，目前的情况，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刚才资中筠女士讲了经济全球化的情况，我非常统一她一个观点，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变化，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是中央的观点。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又和专业化有关系呢，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是市场制度使然。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观点，比如科技发展非常迅猛、日新月异，比如互联网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讲跨国公司发展非常快所以经济全球化，产业发展很快所以经济全球化。我说这是表象，深了本质是所有的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了，这是本质，因为过去有社会主义阵营也有资本主义阵营，现在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开始搞市场经济，只有古巴朝鲜搞计划经济，全球搞市场经济，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什么叫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就是劳动力便宜我用你，你的品位高我就用你的矿产资源，你的技术好我就买你的技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冲破了国际线的概念，淡化了国际线的概念，经济全球化。

那么经济全球化又和专业化带来什么关系呢？经济全球化带来核心竞争力，因为经济全球化之后，一个企业面临的对手不再是本国的对手，而是全球的经济对手。比如生产眼镜盒，过去中国有一万家生产，一个企业面对对手是9999，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眼睛和的厂家1百万家，这个企业面对的对手是999999，这就要考虑你是设计最拿手还是生产里面的弹簧最拿手，你把最拿手的找出来，那是你的专业。这就带来了核心竞争力。

我们有很多人现在把核心竞争力讲乱套了，核心竞争力是真是假不知道了。因为把企业战略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核心竞争力、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企业战略核心竞争力等等所有都是核心竞争力，还有核心吗？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企业最强的东西是什么，最强有三个特点，第一有差异性，比别人明显高一个层次，那是你的东西，差异性。第二独占性，只有你自己有，别人没有，第三持续一段，符合这三个特点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涉及到了专业化，实际产业转移就是专业化，那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干吗？实现专业化，专业化是克敌制胜之法宝。

通常我们说左手有劲左手出拳，右手有劲，右手出拳。过去我们打不过人家，那我就搞游击战，那是你的核心竞争力。踢足球踢不过人家，那你干吗跟人家踢足球，那打乒乓球，你做企业就得找到乒乓球。很多人讲东方不亮，西方亮，投资是这样，但是搞企业不能是这样。都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你看老太太买菜能不把它们都放在篮子里吗。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太阳哪儿都不亮，太阳就是你的主业，太阳亮了哪儿都亮，坚持专业化不动摇，必然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勇而不胜。

工业增加值是07、08年的情况，大家看看差距非常大，上面是工业增加值，下面是发电量，发电量几乎用电量，中间有一个损耗，你看中间的差额越来越大，这么大差距，这么大的发电量能不能支撑着工业增加值，所以我认为工业增加值可能会有问题。最下面是工业用电，上面是工业增加值，中间差距这么大，工业增加值从而而来，不值得我们认真想想吗？这是把每年发电量增加出来的千瓦小时，刚才是比例数，现在是绝对的量，千瓦小时，大家看最后这一点，把08年减去07年，09年减去08年是这样，09年绝对量是负的，负增长要支撑这么高工业增加值，我认为这个数肯定有问题。这是我们的财富状况，什么“收减支增”。

这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状况，7.7的GDP当中7.3来自投资，消费增长是4，出口是负的。红的是总体投资，靠谁拉动呢？最上面是国有独资，达到60%，第二是国有企业，可以认为红线之所以拉动是因为上面两个。私营企业这条线，09年之前国有和国有独资是在红线之下，充分证明国家投资四万亿之后改变的状况。而私营企业6月份才起来，是因为房产上来了，因为按揭属于投资。

要想保证今年投资增长速度，就得靠国有和独资以外的私营民营投资拉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今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果不让民营经济进入，或者讲民营经济进入力度不够，那今年经济增长就要出大问题，这张图可以充分说明。我们靠外资指望不上，那么国有和国有独资呢，效益不好，国家今年再投也有问题，所以只有把优秀股份和私营企业投资进去，才能保证红线。这也是证明内生动力不足，要想民营经济进入就必须让赚钱。

市场放开是不行的，国家要从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去，所以说“国民”共进这个题我是有看法的。我的看法是中央的看法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民营经济要鼓励发展，毫不动摇，没有说让民营经济退。所以这个问题上要清醒的看到，如果明年社会资金不进入投资领域，中国经济就不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要想民营经济进入，国有领域就要从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去。我讲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道理，第一是国有资本从而而来，国有资本除了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还有社会大自然赋予中国的矿产资源，其他的国有资产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税收来的。把纳税人集中的钱办的国有公司。

第二纳税方式是强制力，古今中外把纳税人的钱集合起来办国有公司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他退出去是不行的，还要有进，那国有资金进到哪去，中国矿产资源很奇怪，大部分是少，铁进口，铜、铝进口，大部分的资源都是靠进口，但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像稀土，中国在世界的总量是占有垄断地位，占90%。90%储量的稀土130多家公司在竞争，互相打，打的结果是什么？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10倍，价格是过去的60%，日本进口中国稀土达20年出货量放在海底，我们竞争。美国稀土储量世界第二，但01年封存最大稀土矿由中国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效仿，停止自己开采，从中国进口，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稀土行业不就是100多家公司吗？

国有经济进去通吃，垄断经营，一家经营，国家垄断，谁进入谁就违法。我要吃垄断利润，这是世界的垄断利润，不在于经济更在于政治。美国人有361，我有稀土361，你不卖我这个我就不卖你这个。所以国有经济充足、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应该从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角度讲。

这是我讲的意思，谢谢我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感谢陈全生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的演讲不仅对我们每个企业都有所启发，对我们思考未来得经济政策也有非常独到的间接。我们请出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经济日报》(台湾)总主笔马凯先生，他演讲的主题是两岸双赢着力点，有请。

马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首先向陈先生致敬，他的发言我真盼望是代表国务院和而是他本人。我从台湾来，但非常遗憾，只来了我一个，为什么？我今天谈中国再出发，可以没有台湾吗？

从早上到现在的每一位演讲者的演讲，我非常细心的聆听，而在聆听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奇幻的感觉，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回到未来》，我的感觉就是从未来回到过去，因为今天所谈的每一项问题在台湾过去30年，都经历过。所以我每天到一个问题都在回想当时的台湾是什么情况，当时台湾如何解决，当时台湾走错了什么道路，当时台湾达到了什么结果。

我讲这样的话不是向各位炫耀，因为各位要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在台湾之后30年开始发展，这是大陆的损失，而且是大陆自己做的决定。早上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崛起来自于天时，但他忘了讲一件事情，这个天时，60年前就开始，但前面有各种各样的斗争，白白蹉跎了30年，让台湾跑到前面去，台湾跑到前面，对中国发展其实是好事情，因为台湾有同样的中国人，有同样的文化，而一开始是同样的发展背景。

所以说的好听一点，台湾就是一个实验室，中国跟西方接轨，台湾是头一个试点，因此在台湾试过的任何的外来事物到最后经过整理、消化、吸收变成了中国人的经验。说的难听一点，台湾是一只白老鼠，被拿来作为中西文化接轨的一个实验品，到最后成功了，白老鼠就功成名就，失败了白老鼠就死无葬身之地。说的妥切一点，我觉得中国这条大船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要面临各种挑战，台湾是什么角色呢？台湾当然不敢以老大自居，台湾可以自认为是一个引水员，对海非常了解。但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大家非常了解的，就是台湾在过去走过了很多的错误，这些错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我们在过去发展20多年当中，有很多台湾专家和退休专员到这里献策，每次看到他们献策，我就跺脚、叹息，因为你们永远请错人了，你们请的人事实上永远不懂得台湾经济，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而台湾政府官员对台湾的了解、心态，观念、知识就跟今天我们在这里说的大陆国有企业是一模一样。所以当你请来官员，他会说台湾的一切成功都来自政府的英明领导，但如果请的不是官员，会告诉你，台湾之所以成功因为政府管不了，所以民间冒出头来，后面是我认可的说法。这样的民间冒出头是历尽千辛万苦，因为所有资源、权力在政府手里，核心竞争力民间企业冒出头来，所以台湾成功了。

而成功的经验在今天要拿来跟中国大陆比对，你发现也许规模相差60倍，也许纬度相差多少，也许台湾的小、台湾在过去被殖民，但基本上我认为本质没有不同。这样一个没有不同本质的两个个体其实之一经过了实验，这个实验结果就应该放在更大的经济体里，去掉错误选择精华，让他好好发展。

我寨这里特别想回顾我们刚才讨论过几个问题，一个是到底是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台湾什么时候讨论？20年前，台湾讨论最后的结论就是国有企业全面民营化，所以一部分国营企业垄断地位取消了，让民间企业一起进来竞争，一部分国营企业有把它全民持股，让老百姓拥有他的股票，变成了民营公司。今天全台湾大概还能找到一家国营企业，就是台湾铁路公司，这家企业不能民营企化，因为每天一开门就赔钱，赚钱比花钱少很多，所以最后就由政府来背包袱。所以台湾20年前开始走这条路，走到今天，我们没有国营企业出问题了吗？没有，反而发现没有国营企业活力更高、生命力更强。

第二个台湾的摸索的过程，我们刚才提到，在中国大陆目前企业里98%都是小型企业，而这个百分比刚好跟台湾中小企业占的比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台湾过去六十年当中，台湾经济发展的骨干、主力就是中小企业，如果光靠大企业，台湾早就毁灭了。而今天，中国大陆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正好从台湾的经验里去取法一些正确的精华，去掉错误的经验。

另外一部分是农业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是历史的一个样本，因为台湾60年前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进行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打了败仗，关键在于大陆进行土改而国民党没有进行土改。所以民国39年，1950年开始，台湾推行土地改革，这个改革到最后变成台湾经济奇迹里很重要的支柱，而土地改革里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产到户，第二是耕者有其田，有地租，让他把这些土地买过来，从这里以后台湾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想持续耕作冬季更强，不想让给家里人，自己进入工业部门，这个发展对台湾农业工业都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说因为这个发展，所以台湾农村富起来，出现多余劳动力，这是台湾发展工业的基础。

而台湾的农业跟工业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并没有进行城市化，我们的工业就在农村附近进行，所以台湾有说法叫做离农不离村，每个农民骑车带着饭盒到工厂上工，下工就骑自行车回家睡觉，没有增加任何负担，全部生产变成国家的净收获，这个部分其实是中国大陆目前应该去思索的一个方向。让农村保持今天的状态，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这个做法太勉强，成本太高，而且到最后把城市跟农村对立变得更严重，这是另外一个经验。

还有一个经验，台湾在所得分配这方面，我们看到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高速发展通常所得分配一定严重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但是台湾1960年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到1980年创造了世界记录，所得平均分配度是世界各国做的统计里最平均的，这件事情不但在台湾大书特书，更应该是中国大陆好好借鉴的样本。只有大家共享平均分配的果实，才是经济发展真正的目标，如果经济发展目标到最后是少数人得到最多，多数人得到最少，那个发展不要也罢，所以台湾在经济发展的领航员、引水员，在这边得到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最后我提到全球化，今天这场主题是全球化，但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刚才陈参事直截了当提出全球化就是专业化，但是这样的说法稍微抽象一点。我1990年，正好是20年前，我在中华基研究院当研究员的时候，观察台湾经济发展，发现让我非常震撼的现象，我发现全世界经济正在突然进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当时没有全球化的字眼，但对全球化做了很多推论，到今天几乎一一都证实了。我看到的现象是台湾的加工出口业，因为本身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加工出口业无法容身。所以1986年向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转移，之后转到广东地区。发展速度是没有人敢想象的，从1990年整个东亚地区一直到南亚，全部开发中国家涵盖在内，人口数是30亿人。在5年之间，全世界有30亿人从过去把自己锁起来，不跟国际市场往来，突然把门打开，以加工出口业，把廉价劳动的优势充分发挥，让经济高速发展。这个现象我当时非常震撼，我认为这个震撼不会停留南亚，它会继续向中亚、西亚、非洲发展，而这个发展到最后应该会使得全球50亿人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有5/6会进入到完全运用本身的廉价劳动优势进军国际市场，让经济发展加速向前的状态，这个状态到后来被称之为全球化，但这个状态发展带来什么问题，带来全球各国物价异常平稳，甚至通货紧缩，带来失业率不断上升，带来全球资金向开发中国家移动，这些现象我们在中国大陆都看到了。

今天的主题是2020年的中国坐标，各位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十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1986年有50亿地球人崛起，他们开始要充分发挥优势，他们要快速的让经济改善，而目标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生活，这个目标有很多人达到了，有很多人在前进。如果全世界50多亿人都可以过美国人生活，各位可以想象吗？美国一个国家把全球能源用掉20%，美国所吃的肉类让全球二氧化碳不知道增加了多少，而且美国一个国家，因为吃肉把全球粮食至少30%、40%以上，因此有一天，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开汽车、看电池，吹冷气，吃牛肉，喝牛奶，那时候我们需要六个地球才能上这些人都达到这样的生活，满足他的需求。而这个世界正在往这个方向快速前进，到2020年，我想这个地球应该已经不够用了，可能需要2个地球甚至更多，可能如果到2020年，单单中国大陆一国把全球石油用尽，全球粮食吃光了，我们还希望住在这个地球上吗？

在金融海啸之前，我们曾经看到过油价从一桶20美元升到147美元，粮价在几个月之内上升两倍到三倍，因为金融海啸突然打断，今天才不需要为这么高的油价、粮价发愁。不管“L”型反转，“U”型反转，还是“V”型反转，都要反转，所以反转什么意思？回到2008年9月的状态，接上每桶147美元的石油，接上两到三倍的粮价，没有金融海啸，一直往上走。在金融海啸之前，因为粮价暴涨，有十多个国家开始发生动乱，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状态会有多少国家动乱呢？会有多少人饿死？会有多少人让家人吃饱，不惜以全世界为敌，这些事情不用十年就会发生。

可能中国今天13亿人口，有这么庞大的对于资源的需求，当这个地球粮食吃完了，石油吃完了，全世界最惨的国家是谁呢？就是中国。今天中国开始发展绿能，可以让问题缓和，但中国有少吃一口肉、少喝一口奶吗？石油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不了人们走路。但是当有人没饭吃，开始上街拼命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不管汽车什么都跑不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所以中国既然首当其冲，中国规模这么巨大，所以中国要把这个当做最重要的责任来承担、思考，2020年中国人是不是还可以吃饱，活在这个世界上，谢谢各位。

主持人：感谢马凯先生的精彩演讲，在2个多小时分论坛的演讲中，我们不时听到有很多思想的火花，我们看到2020年的中国坐标我们有很多的的收获，我们看到2020年中国的坐标谈自己的体会，我们不仅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这也是刚刚马凯先生讲到的。我们不仅要看自己过去的历史，也要看别人的历史。2008年的克魯格曼(音)先生讲到，第一我们要看清历史，第二我们不仅要往内看，也要往外看，我们要研究此学，研究中国的问题，还要研究彼学，研究国际的问题。但也有研究彼此之间的事情，可能要花掉一些人毕生的心血。

我们不仅要往左看，还要往右看，中国过去有很多做的很不错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做的有很多政策，但是中国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做的不对的地方要尽快的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越快，我们未来会走得更加平稳，这是我个人的体会，给大家做的分享。

我们感谢《经济观察报》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感谢10位演讲嘉宾，感谢与会的代表，感谢我们的会务人员。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讨论，最后我宣布我们这个分论坛的讨论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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