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问责有利于改善经济决策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经济转型难以避免利益再分配，社会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经济发展能够让绝大部分人获益。但是，未来继续这样做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要改变经济结构、改变收入分配、改变地区经济格局。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因此，科学决策与实施是经济平稳转型的重要条件。
其实，在政府内部已经存在一些问责机制，比如，山西溃坝事故令省长引咎辞职，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因三鹿奶粉事件而引咎辞职，等等。但是，迄今为止，问责的权限基本上还局限在上级部门手中。这难免让不明内情的老百姓产生各种猜想，甚至形成怨气。特别是现在的很多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牵涉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如果经济决策保持黑箱作业，非常容易使得矛盾尖锐化。更多地将问责的权力交给人大代表，使得问责过程规则化、透明化，反而有利于化解矛盾，保障社会长期稳定。
比如，“十一五”规划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任务，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经济转型的核心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市场和资源消费的增长方式，促进消费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时弱化GDP增长的重要性，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数量指标转向质量指标。
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降低能耗水平，总体平稳地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进展不大。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和国际收支失衡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显然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是，我们不清楚，既没有政府官员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解释，当然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人大有问责制度，起码可以让公众了解其中的原因，这有利于我们判断“十二五”规划的可行性。
再比如，最近，通货膨胀已经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经济风险。通胀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政府是否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来降低通胀风险呢？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因素制约了这些措施的执行？2009年年底CPI从负增长转向正增长，2010年初，GDP高速增长，到第一季度末CPI同比增长已经接近3%。那个时候，经济显然已经出现了过热的风险，央行也似乎表示要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但第二季度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宏观政策更多地转向支持经济增长。2010年下半年，CPI增速直线上升，到年底同比超过5%，环比超过1%，也即年率超过了12%。
政府从第四季度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通货膨胀。不过，大部分的政策都是试图消除个别产品市场的供求缺口，基本没有涉及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控制通胀的“国十六条”，主要措施包括改善冬季粮油田间管理、加强新疆棉花调运和不许对化肥企业拉闸限电，等等。可惜的是，短期内通胀压力没有明显下降。这样看来，最近反通胀的一些措施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央行去年下半年一直不太愿意使用货币政策手段，今年一开年却接二连三地出拳。这样的政策走向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限购，基本就是政府一家独自决定，缺乏透明度。政府非常担心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个别部门游说能力很强，但大多数老百姓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升值？同样，现在社会上一片反对房地产限购，政府起码可以充分地说明出台这一政策的考虑。人大问责不一定是要改变所有的政策，但起码可以让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更加民主、同时也更加科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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