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十一五农村工作
战略调整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南方日报:过去五年,中国的“三农”工作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党国英:最大的亮点在于,决策层在“十一五”期间对农村发展战略思路的调整,标志性的事件是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随后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个思路就从原来的“农民不要到城里去,就地转移劳动力”转变成“让农民进城”,在高度城镇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在这个思路下,农村土地产权问题,从定期承包转成长久不变。意义在于实际上就把土地给了农民。再不能说村委会的干部想收回去就收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一大突破。
第二个突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了新的解释。分指的还是农民承包经营;统的任务则主要是农民专业合作体制,不再是传统上的集体经济。
过去讲壮大集体经济,实际上这是产权不清的一个经济组织方式,它与农民自愿参加的新型合作组织完全不一样。过去的集体经济,农民是不能退出的;而合作组织农民是可以自愿退出的,性质上有根本性的差异。
南方日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三农”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你觉得还有哪些问题急需破解?
党国英:要搞城乡经济一体化就要解决要素市场问题,也就是农村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比如,要解决乡村的建设用地和城市的建设用地的统一市场问题,这个事情过去30年基本上都是在打擦边球。遗憾的是,全国的总体政策还是停留在原则性的号召这个层面上。
有些地方先行先试,特别是成都、重庆做了城乡统筹的改革试点,珠三角地区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在城乡一体化方面迈的步子也比较大。但这些地方你不能老让他们做试点,尤其是成都的改革很早了,在中央部署城乡一体化之前就有改革,试点的时间太长了。顺德、南海、重庆、成都都应该及时总结它们的试点,比较成熟的就向全国推广,现在遗憾的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希望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推向全国。
南方日报:过去五年,新农村建设成为“三农”领域最热门的词汇,各地推出很多试点村,有些地方出现了样板化,甚至农民“被上楼”的情况,政策的落实是否出现偏差?
党国英:现在搞新农村建设中,社会公正的问题比较多。地方政府在追求GDP的时候,要引进项目搞工程增加用地,在土地市场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成为剥夺农民权益的一个通道,征农民的地基本上不是市场化的行为。
农民“被上楼”的情况,这两三年的确很突出,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错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搞强制。要通过利益的诱导,让农民自愿搬家,不能强制,不能忽悠农民。在很多地方这个问题相当突出。第二,专业农民,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这些农民,或者是大农户,不能上楼集中。让农民开个农用车,早出晚归,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在自己的耕地旁居住。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集体上楼。第三,新搞的集中区搞得不好,鸡肋一样,基础设施不配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特别是对年轻的农民没有吸引力,最终一定是浪费。这些问题其实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要纠正的问题,真是要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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