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应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2012年10月19日 23:38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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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即将召开，人们对十八大有各种期盼，从民生的角度看，一个带有共识的问题是希望尽快推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改善分配关系。

对社会来说，收入分配的紊乱确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其纠结之处在于，一方面，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拉大，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已触及0.45的警戒红线；另一方面，酝酿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因为受制于既得利益者群体等各种因素而迟迟未能出台。

收入公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手段。而共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当年对改革的设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看做是改革的“两个大局”。现在，第一个大局即一部分人“先富”实现了，但第二个大局即“共富”还显得遥遥无期。所以，及早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非常迫切。

今日之中国的收入差距，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体制内外收入差距等。从而说明，我们在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至少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制度失误。

我们大致可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与经济发展模式有关，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社会财富增加的大部分被政府拿去搞建设，致使民众得到的比较少。其二，与收入分配体系本身的不健全有关，如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致使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则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其三，与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有关，诸如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对资源产品的占有和定价权，其全行业的平均收入要比竞争行业高出许多，导致差距拉大。

因此，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需要在上述方面推进，在完善制度上下工夫。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其中备受瞩目的改革步骤是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以实现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具体的思路则为“提低、扩中、调高”。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有一个好的调节效果。

就当前而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不能继续发展。这就需要在“提低、扩中、调高”三个方面，首先做好“提低”和“调高”的工作。这两个方面也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标准，完善社保体系，甚至直接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办法，来加大对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通过强化个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其他的政策规范等方式，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例如必要时，可出台遗产税、物业税、赠与税等来“调高”，完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事业。

但长远来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好办法，是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即加强“扩中”。因为“提低”、“调高”只涉及少数人，“扩中”则涉及绝大多数劳动者。不过，在“扩中”上，政府可作为的空间有限，主要还是靠市场机制自主调节。因此，要发挥市场机制自主调节作用，前提必须是完善市场基本制度，解除政府对市场主体各种不必要的管制，使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

另外，收入分配改革也涉及对收入分配三个层面的关系处理。在收入分配的三个层面上，初次分配始终处于基础性、关键性的位置，也是收入分配问题最多、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例如，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主体扭曲，是导致初次分配领域资源错配，劳动者地位相对恶化的主因；而国有经济占用大量社会剩余(储蓄)，但产生的收益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全民分享机制，也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所以，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问题，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也就意味着，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总体上必须多管齐下，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推进，但在整体推进过程中又必须突出初次分配这个重点、敢于碰“硬”。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收入分配改革虽是一项得民心的改革，但鉴于此乃长期积累的问题，公众应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