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5日 12:35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汪同三: 国内的因素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种完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解决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很难在短期解决。美国采取的这种政策，对我们可能也有一种传导作用。

马洪涛: 谢谢汪所长，我们基于汪所长刚才提出来的机会和挑战，请三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来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如何找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促进我们的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民生。首先请吕所长谈一下调结构方面的问题。

吕政: 因为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工业经济规划建议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怎么来调？我想在当前和今后需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关系。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换算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英国，但是打败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也超过日本，但是打得非常艰苦，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问题，就是说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很低。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和扩大规模，更要重视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吕政: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大量的流动资本在华尔街兴风作浪。基于这样一种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理论，实际上是重新主导或者继续保持在这些高端制造业战略制高点的地位。因此中国虚拟资本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仍然是以扎扎实实的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但是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就业的压力，因此中国即使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样也要坚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产业结构在现阶段我们的选择目标叫“高也成、低也就”，而不是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是推进产业升级而放弃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吕政: 第四，结构调整必须要重视资产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的关系。一是近年来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重点都是在增量上，上项目，但是对资产存量的调整重视不够，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必须要进行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是进一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信部的统计，我们现在淘汰高耗能落后产能到2010年底只完成50%。三是资产存量调整，加大对现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尤其是要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的集中化，而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

第五，正确处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发展房地产之间的关系。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条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需要继续发展。但是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协调，因此必须把房地产利润率降到和其他产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上，这样才能实现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不是建立在房地产的高速增长上，而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

马洪涛: 谢谢吕所长就调结构所开出的药方。接下来请王所长谈一下转方式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不再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提出来，但是在目前很多地方提出来“十二五”规划当中，GDP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会不会成为我们转方式的一种障碍？

王一鸣: 转方式是中央明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的一条主线，对这个问题现在认识的一致性慢慢提高了，对紧迫性的认识也提高了。但是怎么样落到实处？好象现在看来很困难。现在地方正在编制新一轮“十二五”规划，追求速度的倾向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当然，沿海有些省份已经在转型，因为再加速加不起来，比如上海、浙江再靠投资，投什么，投资很难上去。但是从大多数省来看，追求速度这种倾向还是比较强烈的，我担心新一轮跃进式的竞争比赛，它带来的风险会很大。所以，这就涉及到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10%的速度，我们这种高速度还能持续多久？这需要理论层面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问题，它的潜在增长水平到底有多大？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会逐步下调，其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会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会明显上升。

王一鸣: 这就取决于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有大的提升，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是下降的，没有明显的提升，主要是我们创新能力没有明显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是一个内生的条件，我们说会发生变化。

王一鸣: 外部的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外部约束正在越来越加剧，原来说的能源规划到2020年30亿吨标准煤，事实上我们去年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32亿吨标准煤，现在提前十年而且突破原来2020年目标，现在2020年规划40亿吨标准煤，也非常困难，能不能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肯定要求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速度高了，调结构、转方式很难实现。速度高了，我们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我认为做不到。现在内地怎么提速度，还是靠拉投资，有的地方投资超过GDP，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不太现实。速度高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难提高，速度高了，服务业的比重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很难提高，结构很难改善。所以，我觉得速度和结构肯定是有矛盾关系。如果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到重点作为主线，必然要以适当的放缓速度为代价，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我们也没有条件支撑高的速度，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潜在增长水平慢慢降低的时候，再要强行保持这种高速度，必然带来通胀压力的持续化，通胀会长期化。所以，我觉得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王一鸣: 今年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我们地方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力量，地方之间项目的相互竞争，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在今年工作中，地方政府怎么样把工作重心真正转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真正加大研发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政策转型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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