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实业格局的重构”文字实录(3)
陈伟鸿:大家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措施,都跟虫归实业有关系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等。奥巴马政府出台一系列的举措,对于他们本国的制造业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有什么表现?因此会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吗?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这个视角是认为公共领域,政府部门非常的重要。政府的一些项目也不太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商业的状况。目前在华盛顿的这届政府他们的一些重点就是蔽日说推动培训,教育还有进一步的推动美国的企业,包括制造业的企业获得高技能的劳动力等等,这样的政策是好的,还有税收的政策,还有优惠的政策,包括就业的成本,也是很多公司面临的问题。劳动力的成本,我们知道全球背景下,全球制造和供应背景下,到底美国的公司要在哪里进行生产由市场来决定,不是政府提出的任何一个项目影响得了的。所以我了解的一些公司,他们将生产从墨西哥招回到美国并不是受华盛顿推出的举措,他们可能是觉得墨西哥存在不一定的风险。制造业选址时候,成本并不是完全决定的因素,不仅仅是工业的因素,包括金融、法律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的体系等等。
对于美国以及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机会进一步改进这个状况,美国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我就谈到这里吧。我可不可以对刚才约翰•桑顿和李主任之前提到的这些观点,如果你看一下未来的愿景,这个愿景目前也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李主任提到的一样,谈到政府的部门,华盛顿政府到底做什么,如果政府做的很好,提供激励措施推动创新,能够推动国家和世界所需要的创新的话,对于我们的未来我们会特别的乐观。我不知道约翰•桑顿是否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全球的交通的体系可以重新进行再造,这样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做起来很困难,希望这些行业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可以推动,福特一些公司也希望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政府也必须发挥自己的决策角色激励他们,农业的用水我们要进一步的改进全球的生产和分布的体系,全球也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有很多的挑战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创新这块,我们可以创办很多的新的企业,同时对现有的进行改造等等。清华、MIT、斯坦福这些的毕业生,他们一直在历史上能够重新打造行业,能够重新创造价值,可以对MIT做一个宣传。在我们的这些校友里面,MIT的校友里,他们所创办的公司相当于在全球的前十一大的公司加起来的总额。大概有12万5千名的校友,创办的企业的市值相当前十一个公司生产的总值,也许清华的数值更大一些。这是政府有相应的激励的措施。如果设定一个很好的愿景,我们有很多的机遇,包括制造业这块,我相信我们还有15年的时间。
约翰•桑顿:这是前几天美国报纸的数字,是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观点。他说微软在这个三千四百个岗位,他们有足够的员工去填满空缺的岗位。他说每年美国是大概有12万个新的空缺的岗位,都是计算机科学行业里面的。但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计算机科学的每年的毕业生大概只有四万名。美国有四万个高中,只有2100个高中有计算机学科的学习的。比如硕士、博士这样一些学院里面,大概1/3都是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留学生。我们有一些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政策等留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他们没有办法留在美国。
在美国,大家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创新历史和传统,有很多新公司的创办,以及创造财富的历史。在很多国家大家觉得我们美国有非常明智的政策,我们并不是如此。政府的政策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对于经济长期的健康来说,政府的政策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短期来说,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相关的方面,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期的一到两年的激励。
钱颖一:美国很重要,学了很多计算机的人送回到其他的国家,对他们也很不错啊。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了。
鲍达民:我也非常同意政府政策的观点。作为领袖,我们谈到美国想要将出口翻番等等,只是制定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作用。我们的教育要为就业服务。现在美国大概有三百万空缺的岗位是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关的技能。比如服务业的专家,比如如何设计飞机机翼的这些人,还有职业教育毕业生,还有技术人员,我希望中国不要重复美国的错误。
第一点对于就业为导向的教育非常重要。这是政府支持的方式,这样提到的挑战可以更好的应对。政府可能帮助一点,就是强调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在高端制造行业来讲,在美国有很多的机会,不是关于劳动力成本的,关键是关于软件还有技术,看物流的话,自我导航的汽车的话,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他们也有一些做导航的飞机来讲,这样也可以很好的进行,更好的帮助他们无人驾驶的飞机,你可以帮助农业进行更好的分析。这方面有六个月职业的培训就好了,不需要在MIT进行长期的学习。不管怎么说,高端制造业有很多的机会。比如食品加工领域也是一样。我对食品加工,农业水也很兴趣。2030年我们的分析,适航的建议,可以说这个40%人来讲,会面临水的短缺,没有技术的话,怎么面临水的技术的需求呢?我们要把技术结合起来,怎么样将技术融入进去。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我和以色列政府加强合作,我问他们说,你们告诉我,哪一个类别觉得能够给中国带来附加值,他说食品。我觉得好笑,当然不是不尊重他们。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国家看一下,我们的行业里面食品的创新。以色列来讲,他们非常的擅长,怎么样提高整个养鱼来讲,他的生产效率增加了6、7倍。奶牛行业产奶量也是极大的提高,提高饲料,奶牛的空间怎么安排。
我们可以经过机械化的方式,改进食品方面的生产力。当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需要你的大脑,需要你的智慧。所以在食品、水、能源诸多的领域当中,都需要很多的创新,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中国来讲,清华大学有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全球的就业机会,高端制造业确实有很多的就业的机会。
陈伟鸿:谈完美国之后,再谈一下德国。我们觉得德国的经济是一枝独秀的。在德国实业可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的支撑,几位当中有没有谁对德国的经济,或者企业有更多的分析?约翰•桑顿先生,您接触的德国企业当中,能够给我们提炼什么样的基因,确保德国制造业一直长盛不衰?
约翰•桑顿:在座的各位也知道,汽车的制造行业,汽车的供应商,大的制造企业都是德国,一方面强调教育,你可能说上大学没有用,可以上职业学校,可以得到就业技能,我是尊重这种想法的。在美国、加拿大、在英国也可以看到德国的模式。他们是非常注重教育和技能,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灵活。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德国做的这么好,十年之前,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结构调整。他们降低了制造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他们在劳动力上更加的灵活。而且在欧元的重新定位当中,他们也在这方面做的很好。成本降低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大学和企业之间要结合起来,怎么样更好的推动发展。
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希望成为教授,他们希望教学,而不是到商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到教育和实业界的联系非常的关键的,在座的各位也许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教育很重要。
另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科学,要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有很多制造业的CEO,他们在幼儿园教学,他们希望能够在幼儿园让他们了解科学是很有意思的。让孩子们从一小就知道科学很有意思,他们知道这样的事实,他们必须有更多的潜在的人才融入到他们的体系,所以他们从幼儿抓起。
陈伟鸿:在德国有非常多的汽车世家,他们家祖祖辈辈就生产汽车的小产品,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心无旁鹜,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执著,他们为什么不被周边其他的更大利润的,或者发展更快的东西吸引,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这样的坚守?
李荣融:我倒不是有什么研究,我和德国的宝石公司有过接触。德国人和我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觉得这样的赚钱很踏实了,咱们的就想一夜之间赶快富。地方也一样,跨越式的发展,弯道超车,都是中国人的名称。要说制造业,没有德国人这种理念,我认为制造业起不来。所以我在我们国内看过我们德国的合资的厂,他们也有的说,他说我生产大众的车,就到装配了,齿轮居然还没磨出来的,我说怎么会到你这边呢?好几道工序都漏过了,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培养不出像德国一样的工人,不可能制造作出和德国一样的车。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想要上去的话,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比德国、日本更好的员工,不可能。人家做工人也踏踏实实做工人,现在反过来一看德国还不错,谁像德国一样,始终如一的把双元制的教育坚持到今天?它不是空的,也不是说闹一阵子。我们往往一阵子做个秀,你说出了那么多的三鹿的事件,我说产品不是制造出来的,产品是检查出来的。
我们派出去的到德国的工人也是优秀的,就按照这个工序走,我们的工人一去,一分钟干了六个,人家的工人告诉他,这个工艺没有改,他改了我按照改的做,没有改之前,我必须按照这个做。最后的装配合格率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才65%,人家总装一个95%的合格率。干制造业的人,我认为首先他要强烈的守规矩,就是严格尊重工业纪律。所以德国教育的人就是规规矩矩,咱们人第一回去就是告诉人家太笨。我是工艺员出身,我不是检查产品质量合不合格,我是检查你是不是遵守工艺纪律,只要按照我的工艺纪律做,出来的产品一定是85%,不会低的,要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概念才会有今天。德国人干活踏踏实实赚钱挺安心,很好。没有那么急着富,中国的环境逼着你急着富。
现在的博士毕业,五年、十年想把房子、车买下,这个目标太快了。这种情况下,谁安心做制造业?制造业是辛苦的,是踏踏实实的。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话,我认为制造业没基础。
陈伟鸿:现在的所谓的企业家变成弃业家的现象在中国很明显,钱院长,您的学生有没有这种焦虑和苦恼?
钱颖一:学生中很多的想法也说社会影响,受家庭影响。几年前,2009年时候,金融危机刚刚过,我们有专业叫做经济与金融专业,是竞争很强的。有的时候我也跟着学生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可以学其他的专业。金融危机刚刚来了,他说,我可能有其他的想法,我父母告诉我,等我毕业的时候,金融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金融业很深刻的调整之中,不仅是中国的,全球也都在调整之中。你要相信经济学的基本的道理,它的回报和风险是相关的。
但是有的时候,社会上或者学生中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说学校是在大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影响,家长的影响,同学之间互相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陈伟鸿:杨女士,您的孩子可能面临着跟您当年一样的抉择,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的浮躁了,每个人渴望更早的实现致富的影响。您的孩子会跟您探讨说会继续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呢?
杨敏德:我只有一个女儿简单一点。她现在做品牌。我得问两位院长,他们的两位学生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栋梁,所以他们很安心。他们绝对可以在其他地方赚更多的钱。但是我很多时候和大家说,你同学和你比较,他赚多少钱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手下有多少人,你养活了多少人。你跟他再比一比,可能他比不过你。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观点角度能够自己的快乐指数很高的。
陈伟鸿:我希望这样的人能够更多一些,而不局限在你们工厂一小部分人。如何看待现在的心态。我们聊了聊现在中国的青年的诉求和社会环境,主要是让三位外国专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不是但单纯的谈他们,希望他们在复苏制造业的过程当中,能够汲取有用的养份,滋润中国的制造业。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把很多原来设在中国的制造厂转移到了别的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转移到了本国内。我们必然面临制造业格局的变迁,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不一定是中国,可能是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约翰•桑顿:首先我想来区别一下大型的制造业公司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提到的福特,以及因特尔他们非常大的制造公司,他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的,总部在美国,是全球性的企业。他们将他们的生产的工厂放到大型市场的地方,福特他们肯定要在美国,也要在中国有运营,是他们必须要去的地方,是大型制造的企业,持续不断的改进。很多时候,这些技术的革新和突破,并不来自大型的企业,但是有另外一种类型,这些新的创办小型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最高水平的创造力,也有最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的机会。可以创造很好的环境,确保创业精神不断的发展,政府政策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美国近几年,新创办的企业减少了。从九十年代以来,我觉得大概有15年的时间,美国新创办企业的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政府政策发挥的不是特别好的作用,政府有政策,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我觉得中国要做好准备。在这块会出现快速的转型,中国要建立起相应的一些政策,确保人们能够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进行创新。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目前还是通过复制方式取得一定的业务。但是要进行更多的创造,更加成功的企业,360、百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像Google,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全新的理念,也是从西方复制过来的理念。下一个步骤里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推动这方面的发展。这个中国的政策要发生改变,进一步的激励创新。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进展,我相信中国可能会丢掉一些低端的制造业的份额,比如移到了其他的国家了,也是自然的演进的过程,是经济发展中天然的演进,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自然的过程。中国应该走向制造业的更高端。由于中国拥有的人力的资本,清华等等的大学,我们有一些另外的大学,人们要学一些新鲜的事物,中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我们不用特别的担忧这个现实的状况。
陈伟鸿:约翰•桑顿描述的现状对于中国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如他预料或者期望的那样?是可以我们走向高端的制造业的转型的契机。
鲍达民:我们谈到了制造业不同的部门和行业,低端的行业会到另外的国家去,包括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高端的制造业,我们院长谈到制造业的时候,现在30%—40%的就业机会,也是服务这块的,比如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是未来增长比较快速的行业。为什么中国不希望在医疗器械行业成为全球领先的国家呢?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创造40—50个GE这样的大公司,才能满足这个行业的需求。电信和医疗两者之间的整合是非常具有活力的领域。探讨政策的时候,对于创业者和年轻的创业者,这是特别大的领域。你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外,我们看到有一些风险投资的公司,这里有生态系统,比如波士顿等等。这个学院,也极大的推动了很好的思想的,比如商业化,MIT和哈佛也和很多企业进行合作,进行相应技术的商业化。我们可以进行合作,将医疗的公司,获得一些风险资本的投入和支持。我们可以吸引国外的人才,通过一些体系去吸引一些人才,吸引一些公司等等,进一步的拓展这各行业。未来有很多的企业能够崛起。除了人才之外,有市场可以考虑。美国是非常成功的市场,消费者群体特别大,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中国应该进一步的往上走,不是传统的飞机制造,还需要拓展新的领域,可持续能源,可持续资源,怎么样更加高效的利用能源,更加高效的利用水,节水的技术等等,这是具有全球的商业的领域。
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应该创造领先的领域,这里有很多的元素可以帮助中国做到这点的。这些元素里面,技术可以在中国开发出来,达到也可以提高它的创造力,一方面是文化,也可以是价值等等。你要了解消费者角度,不仅仅是了解技术,对消费者的了解和理解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中国的公司不像欧美的公司对这块有足够的重视。也许你能够更好的关注这点,也许你的增长率提高20%,要进一步的关注客户的需求,他们真正的关注什么。最后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人们对于品牌的性格,联想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需要建立起一个品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在中国我们在一个起点,我们看到对于国内生产这块,也要建立起对国内生产的信心,还要对全球生产品牌的信心。人们看到这个品牌之后有相应的信心。这点是我们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有一些能力是我们要进一步推广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方面,中国还要开发其他方面的能力。
钱颖一:回顾中国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是从制造业崛起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是很恰如其分的描述。这里有很多的原因,绝对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开放了以后,技术可以从国外拿来,市场也可以在国外开拓,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模仿改进能力,在全球应该说是极其出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制造业的崛起中,受到了极大的受益。我也觉得这个方式对于过去三十年这种经济阶段是合适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转型,中国当然更在转型。我们希望的是跟过去三十年不一样,过去三十年制造业的份额很大,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中低端,这是显而易见的。将来我们希望更多的是高中端的制造业。这里首先在概念上,越是高端的制造业,与专业性的服务是紧密相连的。已经不是过去理解的狭义的制造过程,需要创造、创新的能力。
我想讲一下跟刚才约翰•桑顿先生反复讲的教育。跟我们教育的模式和教育的方式很有关,至今为止,中国的教育方式,对于培养学生在模仿、改进这方面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我们强调基本功,强调基本的技能。所以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三十年在制造业各方面还是很不错。但是我们的教育对于我们要提升制造业的水平,或者任何行业的水平,特别是创新,创造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缺陷的。所以我觉得约翰•桑顿先生讲的教育的确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有MIT都为杨女士的公司输送很多的学生,很多是管理的。
我们现在检讨自己,我们学院教学生的课程是经济、金融、财务、会计、管理、营销、信息系统。但是这些知识在现在的经济中或者是升级的产业中会发现有很多缺失。比如讨论的制造业的各个行业,我们这个学期EMBA课程中推出新的课《清华探究》我们组织我们的学生到清华若干个实验室,八到十个实验室里,探究不同的新产业中的新技术。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理工科方面特别强,过去我们很多学生,我们学院的学生除了这两栋楼之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的学院,这是巨大的资源的浪费,也是我们教育模式的很大问题。
昨天为了这门课我去了几个实验室,环境学院的实验室,信息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是下一代互联网。我们去了美术学院,不光是美术,大部分的学科师资是设计,有工业设计,信息管理设计,有非常多的设计的方面。我走了一圈以后,我觉得我们新的课程会是非常重要的在教育模式的改变,也是充分的利用发挥清华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我们作为一个经济管理学院,我们不是独立的经济管理学院,不是独立的商学院,我们是综合性大学中的商学院,无论从概念到实施都会是重大的转变,所以和今天的话题非常的相关。我们实验室中有下一代互联网,有DNA芯片的诊断,有纳米材料技术,有环境的生物的检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跟下一代的经济转型技术的提升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学生不仅仅学习经济,学习管理,还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觉得将来到任何实业界,他们的感知会非常的不一样。
陈伟鸿: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我们实业转型升级的这些学生,他们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这些可能为你们未来转型升级奠定更好的基础。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说在“重灾区”当中之所以活的比较好,是因为做了比较好的准备,您能告诉大家一些吗?
杨敏德:你刚才问了我一个最高峰,好像还要往下走。我卖了一个关子,我们的公司企业现在是往上走。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们公司是除了在自己国家,还有在越南、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其他的国家都有生产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比较出来,哪一个国家开始没有竞争能力了。我们有很特殊的优势就是人才。我们现在不光是一个工业有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只是没有了服务,我们现在很大一块是服务,也包括IT服务,设计的服务,科研很多很多的服务。
杨敏德:10%,现在是需要这些人,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上去,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在工厂里面有新的领导的方向,所以刚才说到德国的,他的教育系统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没有放弃工专。
陈伟鸿:职业技能的培养非常的重要。
杨敏德:中国的纺织大学最好重新叫中国纺织大学能够尊重我们的行业,感觉到我们这个行业有竞争力。我们现在越战越勇,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实力还有很大部分没有真的完全发挥出来。但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快,我最近跟一个做电子产品的供应商谈,我说我这个五万多工人,都用他们的产品。他说你说的很对,这是新的市场,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的客户。到现在为止,服务我们这种行业的把科技配在最传统的行业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我们自己的行业的可以团结起来,它生意多了,我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更强,纳米技术很多,多方面的,我们有这个基础,我们有这个平台,所以我们劳动力密集行业,不但是没有减少我们的竞争能力,一方面是越来越有竞争能力,还有我们开始把我们最低阶层工人的收入提上来。不要说高端低端,说高收入,低收入,要是我们行业能让基层工人收入多,你们大家就支持我,好不好?
陈伟鸿:您对目前现状和未来发展同样充满希望的人,李主任,您觉得在转型升级当中,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现在尤其在“重灾区”当中依然有这样的笑容?
李荣融:喜忧参半,我们大学毕业生每年有六百万以上,研究生每年五十多万。未来研发人员中国储备的不少。中国人不缺乏想象力,《封神榜》、《西游记》都是我们写的。现在缺的就是机构,产业升级我认为最缺的一块是机构。服装杨女士是内行,我也算半个内行,技术改造的时候专门有一个纺织专项。那时候说为什么出口一半,进口一半。出口十件换来一件,那时候料子做不好,因为设备不行。条子衣服问题来了,因为我们织布卷筒的张力不一样的。粗看都是各,细看对不上的各自衬衫。现在料没有问题了,问题在技工了。他们有一句话,中国人买哪名牌,这个名牌马上倒下。因为我们的人不挑剔,日本人很挑剔。
我说挑剔是一种能力,接受挑剔更是一种胸怀,经得起挑剔的产品,经受得了顾客的挑剔。我现在怕人送衣服送条子的,肩膀和袖子能够对的上的有多少?一件各自横的对上,竖的对上,应该卖个高价。稍微懂得眼睛懂一下,别看挂着什么名牌,一看绝对是水货。包括现在的香港,为什么内地人买这个牌子,那个倒下了。因为服装往往要求的服装比较高,后来买的人多来不及做,做了也卖掉了,都买回去了。我何苦找个六级工做呢?所以质量严重的下降了。这块一看卖的都是名牌,三五千都有,要我说三十块都不值。未来产业关键在技工。
我们技工学校,职业学校,还要有好老师。那时候推荐给中央领导去看的,包括大学的机械工厂的实习场地。那个老师我去看了,这个老师哪来的?他们说从大企业聘请来的,他够格吗?带的实习生做车床,女同学安全帽都不戴的,自己的安全件都乱放,这哪是老师啊?德国的我也去看了,我一看差异太大了。一毕业,正方体三个,一个一个雕下去,三个正方体做出来,给你一个圆棒,人家2/3实践课,实践型的,咱们是嘴巴型的。未来没有这支队伍都是空想。现在下工夫,下来没有气侯,包括培养做模具的工人,那个人是我在无锡的同事,还有校长陪着。我一看,他说今天考试,我不问,不影响他。一块模具加工,我一看那个模具的底部和台下有空隙,首先要把零点找对,零点没有找对,加工的车床对吗?技校培养的学生马马虎虎,中国的未来的制造业是要倒霉的。
陈伟鸿:最近遇到不少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提到的担忧之一是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的企业经历了反倾销调查等等,有一些企业在美国上了黑名单,会不会成为我们制造业复苏道路上的一块障碍?
约翰•桑顿:这些问题的确是现实存在的。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有非常高的失业率。他们也在经历二十一世纪的转型,有很多的焦虑,平民百姓特别的焦虑,害怕丢掉他们的饭碗。他们想,为什么我的饭碗会丢掉呢?有一些人跟他们说,是因为中国,所以你们丢掉了饭碗。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这是他们得到的解释,这是政治的现实。
这些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我也感到比较惊奇,还没有达到那么糟糕的状况。在美国整个失业率高起是在8%的状况下很长时间了,不是特别的糟糕。这样的状况也许要持续很长时间,当地的一些政治家他们会非常强烈的保护他们国内的市场。从长期和中期角度来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短期的政治游戏里,他们的理论也会得到一些支持。
陈伟鸿:请嘉宾预测一下三一重工状告美国政府,这个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鲍达民:我对于这个不是特别的乐观。我觉得把总统告上法庭不是特别明智的一件事情。谈到保护主义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人们不是理性的,他们会用非常直白的方法解释。人们也不了解现在事情变化的速度,哪怕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变化。美国内部绩效的差异非常大。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差异,两个州之间的差异比两国之间的差异还大。我们知道从教育的角度,政治家不会推出20年的规划,太长期了,人些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谈到诉讼,有这样的信号,人们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大卫•施密特雷恩:对于个别的案例,得到一些头条的关注,我们看到在宏观的状况下有两种方式。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开放度,从历史的角度,还有从全面的角度看一下开放度,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国家的市场的开放程度。像贸易壁垒,是特别令人沮丧的,我们看到经济的考虑,限制了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的保护,可靠的金融体系,可靠的完善的法律体系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各个国家进行一些了解,可能更加宏观的去了解目前这些问题它的走向,这些问题它到底未来会怎么样。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仅针对个别案例抓住不放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陈伟鸿:这个领域如何避免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让全球更多更好的发展。
钱颖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时候是发达国家在那里说应该自由贸易。而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少的贸易保护。现在是反过来,中国是九十年代开始,为了加入WTO全球化,是拥抱全球化的第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现在是这个趋势发展中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实践更加强有力的推动者,这确实是跟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些服务是不好贸易的,所以现在趋势的转变本身很有意思。中国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全球的贸易的自由化。
政治家是为了很多考虑做一些事情。现在自由贸易的理念至少是经济学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仅在企业家,包括在政府的层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层面,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如果排除政治噪音,看主要的企业家,绝大多数的行业,包括工人等等,这个理念应该说是世界的趋势。很难阻挡。
陈伟鸿:自由贸易的趋势恐怕是我们在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的发展的旗帜,我相信未来大家会带着这样的忧思继续前行,今天我们试图和所有嘉宾一块,探求如何重构全球格局下的实业发展,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路径,实业的振兴可能会带动全球经济更快的复苏。无论您带着希望与祝福也好,我们希望把您的观点留在现场,作为论坛的精采的句号。
杨敏德:从刚才的话题接下去说,完全是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还有大家都往美国推销这是一个上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世纪我们应该是有更多的商机,溢达以前是90%生意是美国市场的,当时的配额是往美国去的。今天有50%是美国销,其他都是新的市场。我对院长有一个要求,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很多时候像跟美国去,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我们的国际化有的时候是对美国认识最深,包括我自己。我最近刚从亚洲回来,我发现我对泰国的认识很少,对美国的认识最多,亚洲其他的国家认识不多。我们希望我们国际化的时候,对亚洲其他国家,多一些比重。包括同学们也多一些成分,让我们大家对其他的市场的了解更多,就不要关注往美国销,谢谢。
陈伟鸿:嘉宾可以从自己的视角给中国或者世界的制造业的复苏提一些看法或者意见。
约翰•桑顿:我想提一个建议,是对中国学生提的建议。我们可以同意全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化的速度是在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也正是在变化的核心,对于我来说,你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对中国的责任。要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是中国未来的领袖的一部分。你们有非常严肃的责任,要利用自己的才能进行创新创造,打造一个繁荣发展和谐的中国。只是关注你自己本身是不够的,整个世界来讲,不能容忍中国年轻人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是我对中国的评论。
第二个评论,大家在座各位有一些责任,向世界进行解释和传达,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中国,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了解中国。他们要想了解中国最快的方式就是到中国,来体验中国,并且和中国的人进行互动,让他们解释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更好的推动世界相互的依赖以及打造和谐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实业真正的实现转型,谢谢。
钱颖一:支持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在这里面,中国是从制造业中受益巨大。其中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人的模仿和改进能力非常强。由于开放,由于学习新的技术,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要继续持续增长的话,根本还是创新。而创新的根本又是人,是对人的教育。在这方面,我们从事教育行业的同仁们,就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李荣融:我想中国的制造业,我的一句话是没有坚实的基础,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鲍达民:我也想说类似的评语,核心就是创新,不管是低端的制造行业,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有的公司都是关注创新,我们一定要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创新,这样我们才能更好。
大卫•施密特雷恩:每一次都是伟大的时刻,尤其对于聪明的具有创新性的领导者,比如我在曼谷,在过去几天我跟泰国很多领先的公司进行交流,其中一个就是在农业和食品行业,另外一个基础设施行业,我问他们现在的机会是什么?他说他们比较担心不是很好。我说很抱歉,但是这个业务下降真的影响你们了吗?他是跟商业放缓没有关系,我们对于我们两个公司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在柬埔寨,在老挝,越南,在非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人才在那些地方领导我们新的合资公司。
陈伟鸿:谢谢各位,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浪费危机为我们带来的机会。对于全球制造业的复苏而言,这也许是一次机会,在任何伟大的时代,我们的制造业都有非常精采的呈现,希望如大家所愿,我们制造业的复苏,能够为我们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新动力和新活力,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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