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业挑战》论坛实录(2)

2012年11月29日 16:31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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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举措就是我们应对的主要措施，就是推动事业部改革，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体系，我们搞了四年多时间，到今年年底就已经五年了，在国内股份制银行尝试事业部改革问题，所以我们在贸易金融、金融市场，包括地产能源、冶金、交通推行公司化、专业化运作。这种制度是按照(准法人)、专业化、金融整合和管理团队，四大核心要素优化我们的事业部体制。目前来看我们的各事业部在国内的商业银行来讲在专业化这个程度方面是比较高的，客户满意度也大大的提升，经营效果也比较好，风险可控。

第三项举措就是应对金融脱媒的挑战，我们积极的参与直接融资市场，为客户提供直接融资服务。银行发行规模从1400多亿迅速增加到一万八千四百亿，四年时间增加了百分之1253，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金融市场，所以银行间债券市场这个产品，我们认为是我们下一步商业银行主推的一项融资工具。民生银行是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我们有上百人的成熟团队，债务融资工具超过了两千亿，今年达到一千亿，到年底会达到1100亿，明年计划是1600亿到1800亿。

讲电子商务银行与银行业务对接，这是我们在十二五要重点实施的，强占最高位。谢谢大家。

汪涛：谢谢梁董事长给我们做的分享，介绍了民生银行在五大挑战面前做的四项重大的战略调整，下面有请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加。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资本市场如何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大家知道李所长在加入港交所之前，在美林也从事很多年。

李小加：谢谢大家港交所的所长是什么级，是科级还是处级。我今天就想谈一个简单的观点，因为在最近大家谈到李克强总理也专门谈到，就是下一步的整体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或者是攻坚期，那么在我们行业里面就进入了铁三角，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这个铁三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尽管大家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资本项下的开放，尽管是大家要往前走的共识，但是这个到底往哪里走，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次当中能不能用好香港，在熟悉的石头里面摸着这个熟悉的石头再一次过这个深水区，过这个河。

过去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里面，三件大事，三个大的浪潮，第一个就是转口贸易，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初，基本上造就了中国第一桶金，而转口贸易是在香港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第三个浪潮就是资本市场的形成，香港成为一个中国最初、最首要的境外集资市场中心，中国在香港资本市场的上市，使得中国企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市值的银行在香港上市，最大的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最大的电力公司在香港上市，几乎最大的石油公司也在香港上市，所以第三次浪潮把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的五百强、二百强、一百强。这个里面回顾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在国家计划经济开始转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司法、证券法，我们连姓社和姓资完全不清楚的时候，连怎么股份制改革，国企怎么改革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做试点，用H股，这不是完全香港的规则，也不是西方市场的规则，就是为了完完全全过这趟河定下了H股的特殊规定。回过头来今天来看我们又碰到了一次深水区，回顾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三个浪潮的特点就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往里走，中国人在存钱、在攒钱、在把所有的钱进行财富积累，把所有的钱拿进来了，我们要么卖的是产品，要么是卖的劳动力，要么是卖的劳动的要素，最终拿的是钱，所以过去的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进口的二十年。今天的中国到了完完全全不同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到了重要的转型期，我们已经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而且这个经济体货币基本完全是封闭的，自己的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和资本项下基本上是封闭和可控制的，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经济体在方方面面都已经和世界完全相连的情况底下，我们自己在重大的政策货币上面，汇率、利率这些重大的政策上面我们仍然是受制于人。今天美元在他未来如此不明朗的情况底下，仍然让全世界买他的单，他把他的子孙后代都已经按揭出去了，他知道他所按揭的每一笔钱都是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的人民和中国的人民要为他买单的，为什么？就是他的控制力之影响力和统治力不可动摇，而且今天欧元本身也要摇摇欲坠。

所以我们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从出口要转移了，不仅仅是中国要去外交投资，要把我们的净资产或者是货币资产释放成与我们影响力相符合，也就是我们谈的人民币国际化，就又回到我们那个铁三角问题了，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国际化有很多争论，我认为一没有必要，二说不清，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都是说不清，我们的改革开放永远都是在一个混乱的逻辑里面逐步找出它自有的逻辑，然后从自有的逻辑发展成为和世界相符的逻辑。在资本项下的过程中间，利率改革的过程中间，表现的形式就是资本的释放。

未来还有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就是贸易，这个贸易是出去买东西了，不再说是把这个原材料买进来了，不光是说把这个东西买进来，要出去，现在是大量的人民币要出去，通过人民币贸易的结算要实现人民币贸易的出境。

第二个就是海外兼并，就是钱花出去购买世界上的影响力。

第三个更重要的浪潮就是能不能把我们的资本向外面输出，输出目的不是在跑，不是简单的寻求新的增长，更重要的就是靠我们的资本、货币真正形成影响力。在这里面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人民币开始了第一潮，六千多亿人民币已经出去了，但是仍然没有投资消费的需求，这一部分人民币出去是境外的人兑换的动力，如果这个动力不足那么就走不到底了，人民币放出去很重要，但是人们得愿意要。因为外面没有机会，所以又以存款的形式回到了体内，回到体内这些人民币已经变成香港和境外户口了，可以多次往返了，但是在外面没有事儿干只好回来了。

我们今天讲第三次浪潮我们能不能开始又一次用香港，能够用我们已经熟悉的石头再一次摸着石头过河。香港交易所我们刚刚买了伦敦交易所，我们希望在基础金属上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了，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新的清算平台，在风险可以管控、可以来回调节的过程中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试点，试点可以把这一两个产品放进去，国内放、香港放，国内放可以到香港的产品做，外面人可以到中国上海的产品做，这区域里面能不能实现一个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通过这个试点慢慢的把它扩容，就像当年的H股从9个到22个最后发展到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上。我觉得香港的功能要从过去二十年的入水口，变成主要出水口的控制，这个出水口控制能够帮助中国的政策出去，因为大家都是谁有风险谁也不能动，我们这样的风险机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摸着香港已经熟悉的石头作为试点，我特别是以金属作为突破，我觉得是大有文章可做。

汪涛：谢谢李总给我们带来的他结合香港的三次大浪潮，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市场第三次开放的平台，继续推进我们开放的深度和质量，非常感谢。下面我想请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给大家来讲过去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以及将来我们要做的关键的步骤，谢谢。

彭文生：刚才都是非常资深的金融部门的监管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讲了他们对未来改革和金融业发展的看法，我想从宏观的角度谈谈利率市场化汇率灵活性的一些看法。我们过去这十几年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贷款方面明显的放松，另外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直接融资的发展，不是通过银行信贷的融资，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很快的影子银行包括理财产品的发展，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建这个发展模式，靠这个发展的直接融资，同时维持对银行存款利率控制这样一个模式能不能持续，我的观点是不能够持续，为什么这样讲？现在维持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实际上和我们整个银行体系的利率控制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利率受到控制，那些中小金融机构相对来讲他们要和大银行和大的金融机构竞争的话处于劣势，因为你不能靠其他的来竞争，只能靠提供服务等等，所以中小企业是处于劣势，加剧了我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从投资者和存户的角度来讲，这几年我们看影子银行发展很快、理财产品发展很快，大家都在讨论它带来的风险问题，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问题。早前在年会上，我听到了郭主席改革未来的重要方向，一个重要的就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要想一想最近的理财产品快速发展，是什么人最得益于或者是最受益这样一个影子银行的发展，应该说平均来讲是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对金融市场比较了解的，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的钱还是存在银行，还是只能享受政府利率管制那些低利率。这本身其实不应该是问题，投资者投资一个产品，他的利率可能比较高，相应的他承担的风险更大一点，利率上来讲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影子银行，这些参与者和购买者他们是不是真正在违约的情况下遭受损失。现在市场上也有担心，明年一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还款的压力比较大，会不会出现一些违约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监管机构我们的当局能够真正的让违约事情发生的话，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可能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市场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这样影子银行市场的融资成本，或者是它的风险就会受到一个市场的制约，但是我不敢肯定会有这样真正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如果不能做到让真正的违约的事件或者是让投资者承受损失的事件发生的话，最终的损失谁来承担呢？还是银行体系。还是把钱存在银行，拿了低利率，受政府管制利率的这些人来承担。这是从收入分配来讲。

第三个从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角度来讲，我们看最近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就是银行赚的钱太多，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总体利润50%多是银行体系。这里面有争议，银行为什么拿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利润，是垄断造成的吗，还是政府的利率管制？我认为可能两个因素都有，但是起码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垄断因素。我们看成是里面银行业务的竞争其实还是很激烈的，我觉得主要的因素还是反映了对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利差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影响。是不是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银行的利差就一定下降呢？其实也不一定。我在几个星期前在美国做路演，见我们的投资者，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西方银行和中国银行利差的问题，他说美国的银行利差比我们中国要高，而且高不少，美国银行的平均利差在三个百分点，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在美国那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银行的利差还比较高呢？其实它反映了银行真正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和中小企业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利差，在美国的市场大企业可能更主要的靠资本市场来融资，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相应的风险比较高，所以银行所需要利差也是比较高，来弥补它所承受的这样一个风险的损失。所以我们讲关键的问题可能不是说放开利率管制之后银行的利差会减少，而是怎么样让一个市场的机制，风险管理的机制和银行的利差来一个配套，这就牵扯到刚才蔡主席讲的，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就是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它不单单是利率发生管制的问题，你需要配套。比如说你需要存款保险机制的建立，你需要市场准入放宽，你需要市场的退出机制等等这样。这是我想讲的，我对这个利率市场化的一点看法。

汇率市场化或者是汇率灵活性，最近我们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的加快，是什么原因呢，是资金大量流入造成的吗？其实我们看央行在市场的购汇量和过去比较是非常小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汇率升值主要还是反映央行的汇率政策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对于市场的干预或者是对汇率交易的控制明显的降低，问题是这样一个政策灵活性的增加，是不是真正的代表汇率市场化的增加，我觉得不一定。这不是说汇率灵活性本身不对，而是说一个市场化的汇率，真正取决的因素还是市场的参与者有多广，这个市场有多深，如果市场的参与者不够广，市场不够深，一些小量的资产就会净流出或者是净流入，对市场影响就比较大，那么市场在某一个方向在某一段时间影响就比较大。我想讲的就是汇率灵活性最近的增加，第一它不一定代表汇率市场化的进步，汇率市场化进步根本来源还是放宽资本账户的管制，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进来，这才是真正的增加汇率的市场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很多客户问我们，明年银行的汇率怎么走？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在现在市场参与者不够多的情况下，汇率的灵活性能够走多远我觉得都是有限制的。

汪涛：刚才我们几位嘉宾都讲到了，不管是创新回归保守主义还是讲到了面对目前经济和金融监管环境下，我也接到了观众的一些问题，第一个讨论的就是关于影子银行的发展，第一个就是人民币贷款以外的，或者说传统这些贷款以外的现在FIB统称把它叫做影子银行，一方面它是对信贷的支持，对很多中小银行来说是开创了很多新的赚钱的机会，但是整个政策金融杠杆率肯定是上升了，朱行长也提到，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请每位嘉宾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蔡主席从监管者的角度怎么看？

蔡鄂生：要是按照定义来说我在银监会监管的全部都是影子银行，什么信托、金融等等，简单的说我也不清楚怎么来评论这个问题，作为我来讲，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根据我们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所分管的大家说的理财也好、信托也好在现阶段我怎么管理，其实影子银行你讲了半天，银行出来了一个影子，它本来在这儿呢，如果说没有它也没有影子。但是这个关系到底怎么看，大家来认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就是怎么看待外头提来的问题，就是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美债危机造成现在欧债危机出来的这些问题，和我们现在现阶段这些机构，包括这些市场行为出现的问题，是在一个什么不同层面上发生的，其实这是很关键的，不是在那儿让你说影子银行的风险大，实际上我们好多私营机构在我们现在的状态下，说得不好听按照老百姓或者是市场上的话叫做拼份儿的。因为你的服务、你的覆盖到不了，另外你的实体经济在某一个情况下政策下来了，银行不能再去做了，你让它死还是让它怎么样，在我们目前的阶段下谁能承受到在你资金基本上还是正常供应的情况下，突然给你断掉了、不给了，可能能支撑下来的企业不多。而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机构做了一些服务拿了一些高需求，那是另外一种关系了，我觉得我们要关心这些问题，要注意别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说怎么样把我们现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能够把它规范好，然后是监管好。不是说把现在出现的问题，一上来就是说我要把它管好，倒个个儿谁上来把这一摊管理，很难说管得很好，而且现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你不管也是存在的，银行也是风险。不要一说风险现在就全跑到影子银行上面了，银行就没有风险了，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我们要比较全面的看待我们现阶段风险体现的不同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实际上更关键的还是看这些风险能不能连起来，有一个系统性。我有一个认识有时候恰恰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在我们这种体量和我们这种经济结构情况下，如果钢铁企业不是一串的话，银行业不会一串来。现在我们真正要想玩成有美国那个金融像十月风险那么传导，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这个水平，咱们可能还是1929年那个概念，或者是上世纪那个时候的概念，我觉得现在一定要从根上看这些问题，所以我不去跟别人争论影子银行的风险，我干这个事儿一开始领导就说了，包括学者和杂志都说，今年金融风险仍然是信托为导火索而且发生这个，我一念旧干这个事儿从开始就跑、调研看，现在看来看去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当地风险存在没有问题也是不现实的，问题一大堆，但是这个问题是反映在什么层面上，我们抱着什么态度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这些问题我能不能改正，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纠正的传导力，现在我们老说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我监管的传导影响是不是给你撤了一个人，撤了两个人，这个事儿就完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你撤人只是对这个人本身他责任的追究或者是干嘛，而对这个事的影响撤人是解决不到的，那是要通过加强管理来改善这个制度，完善你的风险控制，提高队伍的素质一套，每一件事儿一出来最后你一看，一细分的话，它绝对是面上，而且是根上或者讲是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事一定要从基础做起，把基础打牢，一定会走得稳固一点。谢谢。

朱小黄：关于影子银行创新的问题，我很赞成蔡主席的一些监管理念，切中中国一些现实的问题，我觉得中间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澄清的，更需要理清的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影子银行的产生有它客观的合理性。就是过去以间接为主的社会融资体系有很大的合理性，实体融资的渠道不是很畅通，都是通过银行这样那样，这些年通过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做了一些推动，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市场的融资功能不能满足快速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造成了一定时期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货币总量并不缺乏。我们在去年、前年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渠道的创新就是影子银行的问题，包括信托，理财这些问题，包括民间融资也有很多，长期存在，这是市场发育过程当中的很自然一个现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刚才蔡主席也讲到这些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你对它的认识对风险的判断是什么，其实我就说一个银行你任何领域都可以做，核心的是你的风险识别、判断和反试的能力具不具备，如果你具备驾驭风险的能力你可以去做。刚才蔡主席说的一句话就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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