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因素施压
本报记者 丁磊 覃羿彬北京、广州报道
“目前对中国政府减排目标是高是低,外界有多样解读,”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但我认为,不能由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较高的减排量,就能期望这种高减排值能一直维持到‘十二五’。”她指出,随着中国减排进入深水区,“容易摘的果子都已经被摘”,今后中国减排将对资金与技术有更高要求。
因此,不能单纯从数字衡量中国政府决定的轻重。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宣布减排目标对于印度以及美国的影响?
吴昌华:印度环境部长Jairam Ramesh在11月27日下午就来到中国,以了解中国的立场,并分析这对印度意味着什么。印度之前强调,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将与中国的立场保持协调。尽管中国的减排目标,其实是降低碳排放密度,而非绝对减排量的目标,但2020-2030年间中国的绝对减排值仍将比印度大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印度是感受到压力的。
以我的了解,Ramesh其实是赞成更进取的减排策略,但他在印度政坛的反对者却反对其观点。印度总理辛格当前对两派的争执持观望态度。因此印度的立场仍不明朗。至于美国,奥巴马提出的17%的减排量其实只是临时性的,还未通过立法,而且面临很大障碍,何况从幅度上看也不足够。中国的表态应能减少奥巴马面对的反对声音。
《21世纪》:在海运和民航业,相关的中国企业似乎坚信政府会为其争取到特殊待遇,避免受国际性减排方案的冲击?
吴昌华:国家在谈判过程中会尽量的争取空间和时间,任何的国家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企业的利益。但中长期看,国际减排目标不会以一个国家的意愿为依归,这是很国际性的,即将变成很苛刻的现实,即使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会努力地争取点空间和余地,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年。海运和航空业甚至会短于10年,因为中国已作出了承诺。
《21世纪》:气候组织将商界的重点合作领域,聚焦于金融、电力、房地产、产品与服务以及交通运输行业,你认为在这些行业上,中国企业的态度与国外的企业是否存在对碳排放重视程度的较大差距?
吴昌华:有,不能怪企业本身,这里有大政策环境因素。有些企业愿意做得更多,但由于国家的政策环境没有作出类似发达国家,如欧盟般的承诺,企业很难行动。而且中国大多数企业才刚刚开始讲CSR(企业公民责任)的问题。尽管如此,若审视中国参与了减排的企业,会发现均是领袖型的企业,包括中国移动、包括远大空调,即使把这些企业与国际同行相比,亦未必有不足。此外,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是国际企业,无论愿意不愿意,其都知道为了占据欧盟的市场,要做应做的事情。
《21世纪》:国外的一些投资者组织已经发起行动,要求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在减排问题上负起了自身责任的上市公司,你认为这种潮流有可能突破目前曲高和寡的局面吗?
吴昌华:趋势已经出现了,气候组织有一个退休基金组成的投资者基金。投资界本身自愿来发起这个,这个趋势已经出现,而且势力会扩张的越来越快,力量非常强大。但聚集起来之后要去理解和研究,认清他们未来到底要去推动的是什么。目前参与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我们试图让几个大型中国投资基金加入进来这个投资者基金。得承认,中国的上市公司还没有明显地感觉到碳问题。然而,碳会在政策法规中越来越被强化,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也会纳入“碳”因素。当存在国家法律法规基础,整个股票市场的运作也会考虑到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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