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以及大师的德鲁克

中国的改革如同万花筒，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就会观察到全然不同的图景。譬如说，一般认为，自1978年起，企业家群体的涌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勃兴，推动并且标志了中国的市场经济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即使算不上“一般认为”，但亦有的是“一般”的人认为，中国的这些率先直立行走的猴子无非只是丛林法则的优胜者。

这可能正是历史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体现，尤其是，当后人不仅仅满足于发现历史而更乐意解释历史的时候，一千个观众的眼中就会产生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于是乎，每每在我精疲力竭于各种史料的拼接和比照时，就会自暴自弃般想起德里达所宣称的，理性不过是对确定性不诚实的追求，对于真理的寻求实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

奈何来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一如同样来自西方的廉价的可乐，以及很不廉价的路易威登，其在当下以及未来可预见时期内至为风行的市场早已翩然漫步东渐。曾几何时，就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从来讲求“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奥国家，那种早已为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现象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战果，“现今每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要成为历史预言术的专家”，反过来说，也只有那些能够进行历史预言的专家，才有可能成之为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解释上述现象并不需要高深的见解，贫瘠很容易导致病态的饥渴，关于这一点，只消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放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为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的读物几乎无例外地撩拨着国人长期不得满足的低阶欲望，合乎逻辑地裹挟着尼采、萨特等的著述沙石俱下。

适逢诞辰100周年的彼得·德鲁克连同比他还要老得多的先贤达人们，极为荣幸地齐名于我国青年英才宋鸿兵、宋晓军之流且因之亦为盗版书商所厚爱。作为“大师中的大师”，其在中国享有的盛誉早已为大量成功的历史预言所背书，譬如说：上世纪50年代，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未来商业；60年代，提醒美国应当关注日本崛起；80年代，警告日本可能陷入经济滞胀；90年代，率先阐释“知识经济”……

但这能够算作德鲁克以及管理学的成功吗？鉴于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如此成功，因此，在理想主义者看来，需要证明其中必定存在某些唯物的机理并由此确信未来继续成功，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需要找出其中可能存在某些唯物的机理并由此确保未来继续成功——不消细说，能够承担如此偏执的、务求确凿的任务的学科，惟有与之关系紧密但又根本不具备确凿性的、用以解释宏观问题的经济“科学”和用以解释微观问题的管理“科学”。

科学化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其实就是神话了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由于遽然取得的成功,“中国智慧”正在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其中较易取得共识的一点是，高层决策者们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及路径选择，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以渐进式、增量式改革成功推动了宏、微观经济显著增长。这种颇具成王败寇意味的解释所以风行，也许在于怀疑学派亦只能承认，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理由感到确实的可靠性，但是某些东西却似乎要比别的东西更近乎真实。

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在中国的遭遇“似乎”就是这么回事。1979年，董辅礽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一书中写道：“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其后，中国在实践层面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但是，至少迟至市场化改革全面爆发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本人在所谓名牌大学的管理学院被灌输的仍然是苏联学来的那套神学。在虚荣得要命的青年时期，哈耶克、凯恩斯、德鲁克这样的名头，无非只是一知半解自学后挂在嘴边用以赢取更为虚荣的女大学生青睐的工具，不曾想，彼时这些即如此时暴发户送给情妇的LV包一样仅具炫耀之用的东西，却要在十数年后被用来宣示曾经引导、并且还将引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过分夸大一个人，乃至夸大一门学科的作用都是不适宜的，从来都只自命为作家和老师的德鲁克曾经揶揄精神分析法：“如果病人爱上母亲，是因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亲，也是同样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样；不管原因为何，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式也相同：2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收费奥币50克郎。”

惜乎已被广泛称作大师的德鲁克很难从别人那里收获他所寻求的跳脱。在西方，《哈佛商业评论》曾经这样恭维他：“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而在东方，更为糟糕的情况可能是，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只嘴巴开始得啵，宣称他们正在聆听。

言必称大师者往往最容易抹杀大师的价值，事实上，至少在我看来，德鲁克最大贡献在于他认为管理是一门实践的学科，管理的对象是可以自我控制和自我致知的，基建于其上，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假托科学之名的世俗宗教的僭妄，赋予了人可以并且必定自由的合理性。

识者自知，这类精神实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百代奉行外儒内法的老大家国何其珍贵、何其珍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充其量还只是个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半大小子，对于他来说，大师之谓并不能帮助他迅速成熟，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大师”便要按捺不住，对其进行“含泪劝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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