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连跳悲剧：迟暮代工业与90后新生代的冲撞

2010年05月21日 22:54经济观察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廖杰华李保华

5月21日清晨，21岁的南钢站在深圳龙华富士康F4栋楼上，纵身一跃，轻飘飘地坠向地面。这个年轻的生命瞬间被黎明的黑暗吞没，4：50，南钢死亡。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龙华富士康的南大门口，与往常一样人潮涌动。富士康的常规性招聘依然吸引了几千人，排队人群中不乏富士康的老员工，看来他们都未被这个清晨出现的轰动全国的富士康“第十跳”所吓退。

在过去的半年中，已经有十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造成八死二伤的惨剧。连续自杀的背后，一面是富士康在代工领域的过度竞争造成毛利不断下滑，当速度已经成为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语录中排在首位的关键词时，这就要求他必须把机器开得更快；另外一面是廉价劳动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是赖以支撑富士康帝国的新生代90后打工者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心理和生理变化——他们更加娇嫩但是更有欲望，这就要求富士康必须改变依靠简单粗暴的半军事化管理方式，

进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提高待遇，但是这必然牺牲部分效率。“工人总是要求涨工资，客户老吵着要降价”，以低廉劳力及“铁血”管理造就的富士康代工辉煌在中国正日渐迟暮。“十连跳”反射出的不仅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问题，更是中国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格格不入，“只不过问题在富士康引爆，并像流行性感冒一样，让自杀也具有传染性。”

铁血遇上90后

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员工人数以每年数万的速度快速增加。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仅深圳一地，富士康就有42万名员工。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其中85%以上是“85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富士康有个默认规则，超过28岁的不要。生产线员工基本都是90后，18到22岁居多。

“12年前到深圳富士康工作时，园区不足现在的五分之一，员工不足5万人，但每年数万人的增长速度使这里迅速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厂之一。富士康管理的不像是一个企业，而像一个县城。”在富士康工作了12年的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

过去的20多年间，郭台铭正是用准军事化管理的“铁血体制”，成功地让几十万工人为他构筑了富士康的全球代工帝国。但当走下坡路的代工产业和一群无根但自觉充满了希望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时，悲剧无可避免。

“十连跳”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线上的普工；另外一种是本科毕业后进入富士康的新干(储备干部)。

“生产线上的普工的直接领导一般30多岁，是从年龄比较大、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线工人中选拔的，一般都没什么文化，管理方式简单粗暴，与生产线上的90后也很难沟通，经常骂人，口头禅就是你妈的，很多小女孩都被骂哭了”，富士康的一位内部人士说。作为基层管理者的线长和课长由于没文化，基本很难往上升，又被中层领导的台湾人看不起，受气后经常拿下面的员工发泄。

而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新干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理想照不进现实。

“本科刚毕业进富士康一般是二级工程师，拿到手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两年升一级，工资水平直接和级别挂钩。不过8级以上的经理很少有大陆人”，富士康一位大学毕业的员工说。郭台铭本人是十四级工程师。

新干对富士康的期望太高，觉得富士康是世界500强企业，进去后才发现每天做的都是简单重复性的劳动。而且他们很多人还背有数万的学校贷款和整个家庭的希望。

社会在变，人的精神状况也在变，芮新明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他记得，以前老一代的员工辞职，辞职前都要到各个岗位办理手续，收拾铺盖等行李三天才走完程序。而现在90后的辞工不想干了转身就走，既不打招呼，也不要行李，甚至工资都不要。

“富士康的管理是越来越人性化，但是社会的变化更快更剧烈。90后自信但是脆弱，叛逆但是又自闭不愿沟通，很多措施你根本就来不及实施他们就直接跳了，”富士康的一位资深台籍人士说，“‘十连跳’让郭台铭开始反思，反思的是中国所有社会学者都在反思的问题。几亿的新生代打工者正面临相同的困局，只不过问题在富士康引爆，并像流行性感冒一样，让自杀也具有传染性。”

而富士康的一位心理治疗人士认为，“为什么短时间里那么多人选择了跳楼，这和媒体的放大效应有关系，自杀成了一种解脱的方式。这是媒体应该反思的。”

90后的心理困扰

如果富士康不加班，你还愿意去富士康吗？对应聘富士康的普工来说，这是个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直接否定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在深圳拿一个月只有960元的底薪。

在富士康员工手册的郭语录中，速度已经成为“富士康卖什么”这个问题排在首位的关键词。正是基于速度，郭台铭曾自豪地说，一个模具别人一周出成品，我24小时就可以搞定。

速度造成的加班让生产取代生活后，以90后为主流的员工精神健康问题成为富士康的痛。

这种精神上的纠结在“第九跳”员工梁超身上表露无遗。在一份由富士康递交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情况简述中，对于梁超的死因有这样一段描述：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

“梁超为基层员工，平时个性外向，无任何精神或情绪异常记录，当晚值夜班，晚八点向领导表示有一点感冒要请假休息，领导批准并要他尽快去医务中心看诊。领导同时告诉他，白班有线长出缺，是否愿意升职当白班线长，梁超许诺并高兴离开。”

就是这样一位本有升职希望的年轻员工，在离开后一去不返，从宿舍楼7楼楼顶跃下，当场身亡。

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富士康现在每天还有20多例情绪异常的员工。“有个小女孩和男朋友一起看了恐怖片，本来她男朋友也不喜欢她，让她觉得没安全感，她看完后说怕鬼，不敢睡，现在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睁眼闭眼都想着鬼。”芮新明说。

芮新明认为，不适应环境是员工情绪异常的根本原因。“比如有从农村来的孩子不知道马桶怎么用，被同宿舍的人嘲笑，他就受不了。一般来说，新员工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环境”。

而深圳显然有其特殊的地方。“深圳打工的都是外来人，他们想我是来赚钱的，回去是光宗耀祖的，你不让我加班挣钱我还不干，人家都是来努力追逐梦想的，自然压力更大。”富士康的内部人士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十连跳”也给整个富士康管理层笼罩了一层沉重的心理压力，但这不仅限于来自自杀员工家属及社会公众的压力，同时还会掺杂着一些奇怪的事情。

芮新明对本报表示，“九连跳”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有员工威胁，如果不给换工作就跳楼，不是有10万块吗。有人甚至拿自杀做谈判的筹码。“一个女员工说，我要养家糊口，要养父母，不给就跳，最初的开价是30万，两天后的要价是108万，已经纠缠一个礼拜了。富士康已经通知了她的家属，但是她的家属不来。”

代工的黄昏

现在，富士康正在设计在宿舍楼下的铺网模式来阻止跳楼，这项工程将耗资上亿。为了让员工的压力得到排遣，富士康还专门设计了发泄室，打击橡皮假人，并展开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预防措施，开设了一个有十几个接线员的心理咨询热线。

但如果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富士康在管理机制上出了问题，这些补救措施可以起到的作用仍然有限。代工业日薄西山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是这场悲剧幕后的动因。

依靠代工业务起家的富士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基地。

但是2008年终结了富士康的成长神话。毛利的大幅衰退和订单的减少让整个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税后净利比前年锐减了83%。

为了应对快速下滑的利润率，郭台铭罕见地食言，开始生产笔记本、主板等自有品牌，并通过继续扩大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改善供应链和自建渠道来提高利润。

富士康的转型有更多的被迫成分，整个代工业都已临近黄昏。“1990年广达代工笔记本的时候，毛利是20%-30%，现在不到5%；富士康代工的PC在2000年的时候，毛利是10%，现在不到3%”，富士康的上述资深台籍人士说。与毛利急剧下滑相反的是，用工成本飙升。“2004年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是500多元，如今深圳即将实施的新工资标准在1000元以上，5年时间翻了一倍”。

客户要求降价，工人要求涨工资，在这个夹心饼干中，富士康开始向中国内地人力成本更低和税收更优惠的地方流动。据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的FHWLBG事业群主要服务于NOKIA和MOTO，正准备向河北廊坊搬迁，“富士康和深圳签的税收优惠即将到期，廊坊给富士康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只有富士康在深圳现在税收的45%”。

定位于全球产业链最底端的代工业，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梦想逐渐破碎后，让富士康的管理层也看不到希望，富士康一位台籍管理者说，“代工肯定是个夕阳产业，什么时候中国13亿人共同富裕了，就不需要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