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2012年04月10日 08:43
来源：南方网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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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著有《社会现代化》、《“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断裂》、《失衡》等。

为什么要提出转型陷阱

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中的问题大家都有切身感受，而且觉得会有一点越来越不对劲。如果放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和过去三十年整个的走向有一种明显的偏离。北大张维迎教授说过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说经济发展步履越来越沉重，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精神状况和原来也大不一样。似乎整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整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僵滞，社会中的活力与生机与原来相比也已经大不相同。

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现在有两种流行的解释。一种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收入大约三四千美元就会遇到一个坎儿，原来的动力会逐步丧失，原来的优势也不再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经济会陷入停滞状态，各种社会矛盾在增加。有的国家最终过了这个坎儿，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还有很多国家没能过这个坎儿，很长时间徘徊在这样的水平。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很多人也都在讲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现在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这个因素，表面上来看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会忽视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的体制性原因。中国不是拉丁美洲，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明显不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这就出现了我们提出的第二种解释，即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体制上，是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是倒退的状态。其实这么说也不确切。因为这么说，就是假定中国存在两种重要的力量，一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一是阻止改革、反对改革，甚至是想将改革拉向倒退的力量，是这两种力量在较劲。但我们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可能比这个要更为复杂。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提出“转型陷阱”。所谓转型陷阱，就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原来看做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性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可能是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的话语中，往往将改革阻力看做是所谓主张反对改革的人，但是我们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是想提醒真正使我们陷入这样状况的并不是所谓反对改革的力量，相反，恰恰就是原来改革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它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是他们要求不要往前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最好了。为什么停在这里最好呢？因为这样有利于它利益的最大化。

假如作为一个房地产商，最希望的状况是什么呢？最希望的可能就是能用行政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再到市场上将房子高价卖出去。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往前走，走向完全的市场化，高价拿地、高价卖房，有现在好吗？没有。如果往后退，退到计划经济时，地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房子也卖不出去。有现在好吗？也没有现在好。廉价拿地、高价卖房，没有比现在更好了。有人要将改革引向倒退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对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是要求不动，就停在今天这样一个状态。现实社会中的过渡现象、过渡制度，它要求定型下来，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和结构。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最担忧的是经济发展停滞，但在“转型陷阱”中一般并不会出现停滞，真正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会变得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问题会不断积累。这是转型陷阱给中国提出的真正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转型陷阱”这一概念，对于认识当前中国的状况及症结，是非常重要的。“转型陷阱”概念的提出，可能需要改变我们多少年关于改革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一些想法。比如，我们过去可能将改革看做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它在中间定型下来了。

改革的真正阻力，可能既不是来自于对改革的反对，同时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可能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改革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了改革、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讲改革，和十年前、二十年前讲改革已经很不一样，那时老百姓内心里有很高的认同，但是现在笼统地讲改革，很多老百姓内心里是心惊肉跳的，不知道要改什么，只要你改了，我不是这个地方吃亏就是那个地方吃亏，尤其这些年来改革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是这样。改革真正的困难，不仅仅是有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而是改革进入歧途之后，民众已经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有了“转型陷阱”的概念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它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种警觉，在转型陷阱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校正现在社会当中一些弊端的方法，都很可能会扭曲变形，到最后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很大程度上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有时更不行。我们要对这样一个困境保持一种警觉。

转型陷阱的形成，大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开始酝酿。在此之前，改变社会当中资源配置的制度，然后不同的社会力量开始发育起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还有其他各种的自由职业者、职业经理人等等。所以在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上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孕育和发育。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发育出来的最有力量的那些社会群体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于是反过来了，这时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样就使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这之前的改革大不一样，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走到今天。既得利益集团要将社会固定下来，一个是结构，一个就是制度，是双重固化。

从结构来说，固化下来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我最主要是讲了三个，后来根据汪玉凯教授的文章补充为四个：第一是权贵集团，掌握着权力的以及他们的家族，或和他们有裙带关系的集团；第二是国有垄断集团，国有垄断集团这些年不断壮大，从某种意义来说有的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王国；第三种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最近十年中发展起来，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时间发展得非常快；第四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再从体制方面看，定型下来的是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混合型体制。权力和市场这么紧密、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体制。过去有很多分析社会体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市场和权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往往是此消彼长、你强我弱，但是现在在中国，权力和市场非常紧密、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受原来认识框架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曾打过一个比方，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就有一点像是在生活当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家认为，谁和谁都能够结婚，就是他们两个结不了婚，因为这两个太不对劲了。现在在中国社会当中，大家认为最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小日子还就他们过得最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的左与右的争论。一边说你们家那丈夫真是一个好丈夫，那老婆是一个坏老婆。这是一边。另外一边说不对，他家的老婆真是好老婆，丈夫是一个王八蛋。两边就为这个现在打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的日子现在过得最好，这是谁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权力通过改革孕育了市场，然后将市场的因素打碎，再和权力融为一体重组起来，我认为是这个体制最精妙的地方。这样一种新的体制，甚至比改革前的权力体制还要强大，因为改革前的权力体制只有权力这一种机制，但是现在它不仅有权力的机制，同时还有市场机制，也就是权力本身有了两种机制，能用权力时运用权力的机制，权力机制起不了作用时就用市场机制。现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权力的机制，而是权力和市场的机制交替，甚至是混合在一起来使用，这样就使权力要变得空前强大。现在社会控制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跟原来都已经很不一样了。原来的奖励或者是惩罚只有一个权力的机制，给一个名誉或是奖状，现在提供一个市场机会，可以有一个亿赚。这个力量和原来一样吗？政治和市场的奖励、惩罚结合在一起，通过政治上的表现，获得市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