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2)

2012年04月10日 08:43
来源：南方网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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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就是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举国体制和特有的动员机制，最后形成所谓“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发展模式。这对于理解现在社会当中的种种现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转型陷阱的表现和症状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担心的是经济停滞、经济放缓，但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如果是转型陷阱，中国经济不是放缓或者是停滞，而是有可能日益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

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和转型陷阱中形成的逻辑密切关系，和既得利益格局遇到的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一个词大家非常熟悉，“保8”。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保8”？开始是就业的解释，说没有8就业的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实际上现在就业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我个人的看法，“保8”和既得利益格局有关，我们算一笔账就大体知道为什么要保8了。去年中国G D P是50万亿，政府财政拿走的比例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最高有说到25万亿，拿走一半，我觉得有一点过分了，我个人的估计是大约1/3，我们就算是18万亿。今年G D P要增长4万亿才是保8.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必须是在20%到30%之间，否则既得利益格局就保障不了。去年财政收入18万亿，就算增长25%，是4.5万亿。也就是说，只有G D P保持8%的增长，才能保证在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不至于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有25%左右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到不了8%，那就要么出现企业利润绝对下降，要么就出现居民收入的绝对下降。

为了既得利益格局需求的满足需要有这样的增长，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转型陷阱中，最大问题是人们对转型陷阱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越来越不满，它的合法性越来越脆弱，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

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将过去完全是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呢？就是因为现在唯一的合法性就在这里。在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谁的利益都动不了，民生问题又很突出，只能做大蛋糕，用这部分来解决民生的问题。这就是转型陷阱中的“增量依赖症”。

第二，在这样的转型陷阱中，社会结构越来越趋于定型化，而且固化为断裂社会。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已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21世纪初，我就提出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概念。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当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凸现，但那时的贫富老在改变，不是固定的。而现在要变就不太容易了。为什么这几年老说二代现象，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这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这样一个再生产的过程、这样一个结构固化的过程，导致了很多新的问题，也使得过去很多问题具有了新的特点。

上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那时的社会有活力、有动力，当然也有不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每个群体都有满意的地方，也都有不满意的地方。现在完全不同了，过去普遍的不平衡感已经被另外的心态所取代，那就是一部分阶层的绝望感。如农民工、城市的底层，这是和社会结构的定型有关系的。

第三，在社会转型的陷阱中，社会溃败日益明显。社会如果比喻为肌体，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不是健康的，而是有病的。去年年底一些媒体要我盘点去年，我用了两个词，一个是烂，一个是乱。政府老想提醒我们是乱的问题，说中国社会有很多矛盾，处理不好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大家要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但是我想这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乱就像是一拳将你打倒了，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但可能别人还没有打你，自己先烂掉了。2009年初时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就是这个意思，乱和烂可是两回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老实说社会溃败，或者说烂，已是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问题。

所有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这些年人心在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在流失。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沈阳大火，烧掉一个商场，而且可能是私营的，很多人围观，但很多人眼睛里默默流泪，觉得痛心，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他们对社会有认同。但2009年初央视一场大火烧掉几十个亿，网上发帖的我就没看到一个痛心的，就两个字：高兴。有一个帖子说：“我旗帜鲜明地幸灾乐祸。”为什么？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做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一种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我们现在迫切要走出转型陷阱，怎么走出来呢？我觉得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形成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新共识，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我强调新共识和再出发，就是我们要重启改革，但不是过去改革简单的延续。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需要有一场新的改革。在2005年底时，我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因为改革已经走样、变形，甚至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使得普通人对改革失去了共识。

现在改革的共识又在开始重新凝聚，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部文章，说“宁要微辞不要危机”，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我看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实际上这背后就是社会当中改革的热情在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充满新的期望。这次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实际上主要是基于对这些年现状的不满，包括对改革本身造成弊端的不满，也包括对不改革的不满。我们不能仅仅将现在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看做是对过去改革的重新呼唤。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形成改革新共识。我强调的是新，不是简单地说深化改革，而是改革有一个再出发，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的再出发。

现在中国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需要进行慎重选择的情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抉择是，向前进一步推动改革还是向后倒退，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比那个时候要复杂，至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往前走，进一步改革，一种是所谓往后退，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现实中更有力量的，就是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