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3)

2012年04月10日 08:43
来源：南方网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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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往后退的话，差不多就是那一条道路，比较简单，但如果要往前走，可能又有不同的可能性，是延续过去老的改革模式往前走，还是在反思过去改革的基础上，按照和过去改革的思路有一定区别的新的改革方式往前走？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至少有四条路。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这条路我希望人们不要简单地对其漫画化，因为它实际上是有社会基础的，这些年改革的受损者，尤其是社会的下层。而且在这种主张当中也有一些是很有见识的人，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有深刻理解的人。这条路在实践中的代表，就是所谓重庆模式。2月15日我在微博上写了我对重庆事件的两点看法：既不要因为重庆出事就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要因为重庆模式当中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我们要看到重庆模式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年社会当中两极分化，人们在民生上遇到的困扰和因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加剧。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能成为肯定重庆模式的理由。任何模式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去的，都能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希特勒那样的模式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当时的德国失业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它也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能根据这个来肯定希特勒模式吗？你肯定或是否定一种模式，关键看这个模式本身的逻辑，以及这个逻辑可能导致的结果。

我肯定广东，是说将民众的权利问题解决了，要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的问题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我关于中国社会思路的一种主张。

第二种思路，延续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模式深化改革。这种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将中国至少从经济上带向繁荣，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改革推崇优胜劣汰，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在这个思路当中，对一些人类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现在来看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和这些问题也是有关系的。就拿上世纪90年代初期重启的这次改革来说，我觉得也是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现在人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没有搞，言外之意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不错的。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进行反思。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政治条件和法律条件缺乏，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我觉得也是有严重的问题。政治体制越是不能改，就越是鼓励经济改革上大胆地试，不要害怕失败。鼓励改革的勇气是对的，但是改革到了后期的阶段，应当有更加精致的设计。苏东，尤其是东欧，是通过全民辩论，然后用立法来推动私有化，这个私有化大体相对来说比较公平。而中国是所有体制的东西不变，然后悄悄地去干，这边还没有说能搞呢，那边国企就已经弄光了。

第三种思路是定型现有体制，前面已经说过。要看到，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能将许多真正改革的举动化之无形。有时你仿佛真的看到了希望，几个回合下来，一切归于平静。

第四种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将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融合起来，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我们要重启改革，第二种和第四种思路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第二种思路是政治上左、经济社会政策上右的思路，就是我们过去改革三十多年原有的改革思路。而第四种改革的思路，可以称为政右经左，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要大胆地向前迈出一步，要大力推进改革更向世界的主流文明靠近，同时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要避免过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价值，而更多地关照社会公平。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要将公平正义、普世价值融合起来，而且将公平正义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这里的公平正义，我主要是从价值的角度强调的。而普世价值，我强调的则是其中的制度因素，要用普世价值体现的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这样的思路，更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的弊端，尤其是转型陷阱当中形成的这些弊端。这样的思路，也有利于凝聚改革的共识，因为如果按照第二条路走下去，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对改革抱有戒备的心理，而且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到时候如果改革共识再次失去，要想再重新凝聚可就难了。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新目标、新共识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可以凝聚民众对于变革的要求。这样的思路，还有利于超越左右共识，因为对于公平正义，左右都不会反对。当然具体的内容、如何实施的途径和方式会有分歧，但是我觉得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能够有利于超越现在左右的对立与分歧。

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在陷入转型陷阱的今天，在有可能重启改革的今天，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至少可以考虑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最近这些年，权力过度的膨胀是整个社会当中的共识，解决权力制约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膨胀了的权力不仅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乱象，而且造成了内部的失控。现在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第二，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现在社会当中的议论很多，人们的怨气也很大。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对既得利益集团打土豪、分田地？我想也不现实。最关键的问题，在现实中，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正当利益集团，都要在同一个平台上活动，要遵守公正的规则，什么集团无所谓。有一个好的平台，既得利益集团也要遵守这个规则，没有好的平台，正当的利益集团也会变坏，也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第三，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现在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应当是势在必行了。

第四，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

在新一轮的改革，当然会涉及到经济，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在权力的层面、政治体制层面痛下决心，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将来的改革就哪怕是重启，二十年之后还会走到今天。

重启改革难在何处？

走出转型陷阱是很难的，即使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改革，但是我仍然要说非常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现在已经在转型陷阱当中，已经陷入一种转型逻辑，我就说一点，“走远了，想回头都难”。在分析乌坎事件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纠错困境。其实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体会到，假如想纠正一个错误，对这个体制来说很难。现在老百姓有各种正当的要求，政府不做出回应，为什么？你得有体会，体制也是有它自己的难处的。老百姓要求是错的，不能解决，老百姓要求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就是我说的，已经走远了，想回头都难。因为解决一个问题，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马上就有10个问题提出来，解决10个，100个就要提出来，就是所谓的连锁反应，怎么办？

乌坎事情的解决是有一个幸运之处的：有争议的400多亩土地，开发商拿去几年还没有开发，如果开发了，大家想想会怎么办？事情的转折点是承认村民的要求是正当的，那就要承认原来的土地转让协议是无效的。问题是无效合同认定了之后，怎么办？法律上讲的解决办法是两个，一是恢复原样，二是恢复不了进行赔偿。如果土地上已经盖了二三十层的楼，怎么办？还原不了，只有赔偿，接着问题就来了，谁来赔偿？赔偿有没有法理依据？赔不起怎么办？就算用钱摆平一个村没有问题，但问题接着来了，这是什么钱？这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赔偿一个市场当中的无效合同，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更进一步说，这个村子过去已经转让了三千多亩土地，这次争议最大的是那400多亩地，村民如果接着要问那2000多亩怎么办？全国这么多地，有几个手续是齐全的？如果都究起来，怎么办？真正的难处是在这里。一个体制要纠错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走上法治的轨道，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切割，切割之后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但是这种切割需要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我前几天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的宽容”，我觉得中国非常需要这两句话以及这两句话所形成的氛围，而且执政者要意识到现在某种条件还在残存着，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些条件都不见得能够存在了。现在哪怕政府做错了事情，你说真认个错，道个歉，老百姓还能泪水涟涟的，过一段时间，他不泪水涟涟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改革要有一种紧迫感，现在来看还有空间和时机，因此，要真正痛下决心重启实质性的改革，如果再贻误这次时机，将来可能更难办了。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时机真的不多了，要痛下决心启动中国新一轮改革，而这个改革不应当是简单的改革的深化，而是改革的再出发，核心价值应当是实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