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施会香港总裁：我们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保持谨慎乐观

张斐斐

这两个星期，世界一直在等待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最后悬念。作为全球最大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之一，乐施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本次气候峰会期间，作为观察员机构，乐施会也派出人员全程参与谈判进程。如何看待这场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会议过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就此，本报专访了乐施会(香港)总裁JohnSayer。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成功的哥本哈根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JOHNSAYER：首先，协议当中必须包括各发达国家的明确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减少1990年基础上40%的碳总量排放，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约束。在法律框架之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惩罚机制以确保目标能够完成。第二，所有的发达国家必须要把资金摆在桌面上，明晰援助的具体细节。乐施会认为，发达国家应每年必须支付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且我们强调，如何使用这笔钱不应该仅仅由出资方发达国家决定，用资方也必须享有话语权。

经济观察报：这次气候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何方？

JOHNSAYER：我们认为，导致谈判进程停滞不前的一直是发达国家阵营，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最大的障碍是他们的犹豫，他们的短视以及胆怯。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看到另外的国家先做出承诺，然后再做一些适当的让步，否则当你回国时，就很难向民众解释。民众会责难说你做出了更大的让步，牺牲了国家的发展。这是最大的障碍。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展现出领导力，各国也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此次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JOHNSAYER：中国在参与气候谈判的意愿以及提出的提案方面都表现了很大的诚意，我们予以积极的评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平衡国家的发展权与在国际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都比发达国家多。

经济观察报：如何评价欧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此次会议上的表现？

JOHNSAYER：总体来说，我们对于他们在本次会议上的行为表示批评。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有巨大的历史责任，他们必须在谈判的进程当中做出更有诚意的动作，更大的让步，并且引导谈判向积极方面发展，特别是在减排目标和提供资金援助方面。

对于美国来说，奥巴马政策想要摆脱孤立的环境政策，重返国际气候谈判与公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除了国家博弈之外，还在于国内的政治中，美国内反对党正在等待新的理由批评他，国会里的医保法案正在等待通过。但是我认为，美方知道他们必须要成为新的协议的一部分。否则，美国将自食其果。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两天，美、英等发达国家领导人的一些最新表态谈到了资金援助的问题，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还要看具体落实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除了基础四国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有何新的气象？他们的诉求最终能得到尊重吗？

JOHNSAYER：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的进程当中一直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已经在WTO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但我认为，经过了WTO谈判之后，发展中国家已经吸取了很多的教训。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表现得更加团结，更像是一个谈判集团，他们的意见也得到更多关注。

除了一些吸引眼球的工作之外，他们也正在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比如说非洲国家在抵制丹麦文本以及防止《京都议定书》空壳化等几个大会关键进程上都表现得很积极。他们知道，如果集体抵制谈判，将会给大会的主办方带来极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边缘化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最终大国签署协议，而无视那些小国的意见，他们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NGO，通过说游与政策建议的方式，我们一直致力于更好地传播他们的立场，保护他们的权益。

经济观察报：在会议的过程当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在推销各种新能源技术。你认为，所谓的“新能源技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JOHNSAYER：美国在联合国谈判进展中提出这个议题，有转移谈判焦点和公众视线的作用。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其宣布的清洁能源和新技术的实际效果如何，但在技术转移中和技术实现过程中所带来的风险是无法评估的，随之而造成的技术壁垒等问题，也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的。

我认为，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最需要做的还是以下两点：一是具体的大幅度减排措施：真正的减排目标应该是在1990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40%；二是发达国家应每年支付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应该承担相应份额。

经济观察报：你对这次大会的结果持何种态度？

JOHNSAYER：我们保持谨慎乐观。我认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协议，即使有一些内容可能被推迟讨论。几乎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清楚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与紧急性，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问题的关键就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妥协，然后回国时对国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很积极的信号是我们能够就分歧如此大的事情很文明地进行讨论，我们能够通过系列会议达成某个协议。现在政府、商业以及NGO都已经意识到，气候问题必须尽早解决，越拖到最后解决，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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