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09日 12:28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报道。下面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演讲。

解振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光华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著名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张维迎教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来介绍一下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和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气候变化是本世纪全球性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需要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采取公正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从1990年联大设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到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2007年达成了巴厘路线图，再到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这一过程见证了国际社会加深认知和凝聚共识的历史进程。在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全面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就和中国积极的主张，并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深入沟通，为谈判打破僵局和取得进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有194个国家的代表团，有119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上千个国际机构，也有NGO和企业家的代表。会议中心只能容纳1.5万人，但是整个与会的代表一共是4.6万人，会议还是空前的热烈，整个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斗争还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全面深入的参与了所有谈判议题的磋商，为最终达成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会议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这个协议确定了到2050年将全球温度升高要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一个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而且也明确了发达国家近三年每年要提供一百亿美金，到2020年每年提供一千亿美金，对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和能力建设给予支持，这是从他们历史责任的角度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

同时这个协议也坚持了公约和议定书基本的框架，坚持了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该说整个会议期间大家已经看到了报道，对丹麦的主席到整个谈判是不是坚持双轨制，谈判团进行了十天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像非洲国家和77国集团退场了两次，都不参加整个谈判了，就是唯一的要求你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谈京都议定书和公约，否则的话，不谈京都议定书就不跟你谈了，整个十天期间，发展中国家退出谈判了两次，最后压迫发达国家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要继续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巴厘路线图双轨制的谈判，同时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这也是这次会上中美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美国和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只接受得到了资金技术支持的那些减缓行动，要接受核查，但是他们额外的要求，自主采取的行动也必须要接受国际核查。当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坚决不能接受，所以它退了一步，能不能够接受同行评议？我们说同行评议也不接受，同行评议也是变相的核查。最后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他们把那一千亿美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核查挂在一起，只要中国和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我们所说的核查或者评议，我的一千亿就给一些小岛国或者非洲国家，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核查，或者说我提出来的要求，我就不给他们钱，对于发展中国家制造分裂，所以最后我们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小岛国和最贫困国家的利益，我们最后双方做了妥协，收接受他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减缓行动的磋商和分析，不接受评议、核查和评估，这样的话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目的的透明度。

应该说这个协议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会议之前的谈判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尽管谈判的过程紧张激烈，步履维艰。但是在我国和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之下，会议最终还是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成果，符合我们国家谈判的预期。哥本哈根会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场争夺发展权的激烈较量，发达国家强调气候问题现在气候问题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完全是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过程当中无约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所以现在他们淡化自己的历史责任，要求大家都来采取措施，来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强调气候问题，淡化发展问题。他们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刚才蒋委员长讲的，对中国过去是威胁论，现在提责任论，他现在讲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要分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他要求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要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责任，大家都来减排，所以他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减缓气候变化，淡化适应气候变化。实际上现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是它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小岛国，他说如果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再过20年到30年甚至是50年我这个国家就没了，现在适应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他们强调市场的作用，推卸发达国家的政府责任，同时也甚至企图用单一的文件取代公约和议定书，也就是现在我们媒体一直在讲丹麦主席案文的问题，实际上他想用这样一个单一的文件把京都议定书全部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发展中国家是不答应的，混淆了共同带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是利用气候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锁定南北贫富的差距，他特别的目标针对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限制你的发展，他是非常担心和害怕中国的发展速度。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主张发达国家历史累积排放大，当前人均排放高，应当对造成气候变化承担主要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的实施，坚持发达国家必须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继续率先大幅度的强化减排，并且是兑现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则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转让的支持下，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就是坚持按照国际法，按照过去谈判达成的共识来办，没有对他们有更多额外的要求。发达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在确保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来提高适应能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谈判当中的矛盾焦点实际上最终的解决落脚点是在减排责任的分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让，由谁来减，减多少，怎么减，谁出钱，出多少钱，这个钱怎么使用上，这是谈判最本质的内容。这些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权的问题，这是整个谈判反映出来的问题。

所以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这场国际斗争包含了政治、经济、环境、技术、法律、道义等多方面的角逐，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排放权、资金和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围绕着发展空间进行了旷日持久谈判的同时，实际上各国也都在悄悄的开始了围绕着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也拉开了帷幕。所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当中，也就意味着锁定了发展的空间。对于各个国家谈判给你规定的排放量，那实际上就是把你的发展空间锁定了，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掌握了低碳技术，发展了低碳产业，谁就有可能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继冷战时期太空竞赛之后的地球竞赛，争取谈判结果之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把低碳经济作为重大的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欧盟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这20%是不够的，按照公约的要求，他们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到40%，所以他们提出了20%的目标。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20%，是三个20%，并将低碳经济作为国际合作的核心要素，极力突出碳交易管理的做法，因为他们有了低碳的技术和也，他们现在就要搞碳交易，占领整个国际上碳交易的市场。大家算了一下，如果确定了减排量之后，全球碳交易的市场要几十万亿美金，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考虑今后若干年之内碳市场的争夺。日本提出了低碳社会的概念，倡导在低碳排放和气候安定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在78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奥巴马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资源的产量将增加一倍，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主要是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再生资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韩国等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陆续开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研究，所以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热情。所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各国谋篇布局的首选，大家都在按照低碳经济来调整它的结构，转变它的发展方式。

所以总体上来看，各国普遍认识到，要协调气候变化和发展问题，只能选择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较低的这种发展模式，所以他们提出低碳、零碳的发展模式，实现零碳就是搞碳储存，所有能产生的二氧化碳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储存到地下做其他的，只有这样才有发展的空间，大家都在搞低碳、零碳的这种技术或者是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一是在培育市场的环境，二是要有技术支撑，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最后关键的问题取决于技术创新，这就需要政府跟企业相结合，两者结合的基础就是各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要确定自己的减排方案。只有确定了自己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才能够计算出我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成本，有了成本就有了价格，有了价格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个目标，那就出现了市场化交易。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么一个趋势，都在这方面进行谋篇布局，在做准备。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一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将持续、合理的增长，在公约里面已经明确了，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要消除贫困，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允许温室气体有一段时间的增长，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允许有合理的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现在谈判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提出来，你现在提出来的是一个相对减排，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降低40%到45%，员塞要求我们绝对减排，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接受了。现在可以相对减排，但是能不能够提出来相对减排的峰值在哪一年？这里面就谈到了我们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可能是今年的谈判会涉及到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排放峰值在哪一年，实际上也是把国家的排放路径确定了，对发展空间也是要锁定的。我们现在相对减排，我觉得还会适当的增长，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峰值还没有确定。二是我们的能源结构还是以煤为主，煤是排放二氧化碳里面最多的一种能源，所以在我国的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占60%到70%的比例，用石油天然气相比，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更大，所以这里面就要求调整能源结构。三是低碳经济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基础还尚待完善，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中国就像世界南北的发展差距一样，在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东西部地区要在发展经济、降低二氧化碳强度方面有所不同，不能够搞一刀切，所以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我们还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及其国内相对发育的低碳市场环境，所以在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当中占据一定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保持其优势地位，通过设置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因素都是我们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不利条件。

最近在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期间，欧洲和美国分别提出来，如果我们提出来要求你们减排的要求你们不答应的话，我们就从单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就是要设立碳关税，美国要搞边境调节税，根据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碳足迹，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来确定收税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这次哥本哈根会议谈判当中，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也是谈判的一个焦点，可能在今年的谈判当中，这个就会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发展低碳经济还有一个过程，这是对于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压力。

在看到不利条件的同时，也要看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和有利的条件。首先发展低碳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资源环境的内在约束下，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我们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与我们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走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这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次当前我们进行的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抓手，为我们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动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较好的机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低碳产业和产品的市场在逐步的扩大。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市场的需求也在逐步的萎缩，所以因此也逼着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另外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开始日益盛行，所以这些信号将引导我们国内市场跟相关的产业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移。我们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也具备了一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国家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和发展可再生资源的目标，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的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十二五”过程当中要把这些目标都纳入进去，这就是约束性的指标，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也纳入了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继循环经济之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上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这为我们发展低碳经济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重要基础。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勇于迎接挑战，善于抓住机遇，立足国情，循序渐进，要以减缓气候变化，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以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增加森林碳汇为重点，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低碳经济积极有序的开展。其次要坚持统筹兼顾，加强政策引导，要统筹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综合推进低碳经济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配套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更多的要依靠市场的机制和技术进步。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继续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重，继续加大重点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技术改造，加强节能管理。加快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能源、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加快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优化发展火电，有序发展水电，加快发展石油天然气，积极推进核电的建设，大力发展风能、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商业化进程，因地制宜的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当中的比重，我们现在是占9%，到了2020年要达到15%左右，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低碳技术产业化，增强经济的竞争力。要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发展新兴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质量，延长使用年限，加快供给体制改革，推行区域热电联产，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旧的运输设备，逐步实行公路甩挂运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各类运输工具的能耗，实际上现在我们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已经在实施了。发展低碳产品，创造地方消费，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有较大的增加，所以要大力宣传节能环保的消费理念，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模式，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加强林业建设，增加森林碳汇，扩大森林面积，强化森林经营管理，提高森林质量，这是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当中已经宣布的中国要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不久之前，国务院已经公布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所占的比重要达到15%左右，并将这些指标作为约束性的指标纳入我们国家中长期的规划。在整个规划的实施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指标分解到各个地区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严格的统计、监测、考核制度和目标责任制。现在我们国内在“十一五”期间对单位GDP排放进行每年的考核，现在国际上提出了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的“三可制度”，现在我们根据谈判的结果，在我们国内要借用国际上“三可”的指南，在国内自己进行“三可”，把我们“三可”的结果向国际社会和全社会公布，同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同时也要和国际社会对这个结果进行磋商和分析。所以我们最近和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在商量，怎么样来加强我们这种“三可”体系，进行这方面的建设。最近看到一个材料，美国政府已经组织了一批力量，在核查中国2005年到底能源消费是多少，GDP到底是多少，说是以2005年为基础，那把2005年的情况摸清楚，然后根据2005年的基数对整个减缓结果进行讨论，他说跟你们讨论，向你们学习，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提法，实际上对我们就是要进行核查。由于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自己也应该很好的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这是我们自身应该做的。所以应该说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包括目标和政策措施必将推动我国低碳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是现在时代的要求，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当前我们无论是在气候变化的谈判还是在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过程当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非常欢迎北大的同仁和光华管理学院能够参与进来，希望得到你们在理论和行动上的支持。最近我学习了北大法学院关于碳政治的一篇文章，启发很大，现在就这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各个大的研究单位都在开始参与进来，像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发展中心、清华、人大、发改委宏观院、能源所以及林科院、农科院、黄科院现在都有一批专家专门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在发展低碳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的科学性问题、碳足迹如何计算的问题，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趋同论问题，另外为下一步谈判怎么样分配排放的总量问题，现在有些单位已经提出了人均历史累计排放的帐户制度，提出了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要记帐，搞帐户制度，另外还包括碳交易，现在樊纲同志他们提出来搞碳关税，怎样在碳消费的环节来计算排放量，然后来解决碳税跟碳关税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配合我们的谈判提出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碳排放说是很大，但是其中有24%是属于转移排放，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能不能把各国的排放量算在消费环节？他们也制定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论。

总之，我们非常欢迎北大的同志，特别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同志们能够参与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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