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 15:03新华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二

1987年，胡舒立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赴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她的足迹踏遍了美国25个州，40多个城市。1993年，她再次随中国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EI)的专业培训，趁此良机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女权运动、同性恋、艾滋病研究等等方方面面。

1994年，胡舒立还有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凭她的资质、语言水平和本人的努力，完全有条件在美国做一名“安贫乐道”的中产阶级，何况美国洛杉矶一家报纸曾邀她加盟，但她没有这样做。胡曾坦率地说过:“不是一点都没有考虑过的。我也没什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当时也和别人一样，没出过国特想出国。”而最大的原因是她已经爱上了新闻职业，她说: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而如果在美国当名中文小报记者，其价值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在胡舒立的眼里:“加州的阳光虽然温暖，然而我们只不过是阳光中的一粒尘埃。”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三

1992年，胡舒立离开了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她告别了党报，选择了一个能对经济发言的小舞台，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3年，胡舒立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所有的人坐在原地，记者也不动，但不肯循规蹈矩的她，一个人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一个发言人的面前。事后，当座谈会纪要被准确扼要地整理出来发表在报纸上时，反响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关注经济的人眼中。

但与学者直接对话能力的欠缺，仍然让她在第一次访问吴敬琏时显得有些尴尬。由于她对很多问题的茫然与无知，让老经济学家谈得素然无味，胡舒立只得硬着头皮坚持。她有自己的办法:“世界上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与比你水平高出很多的学者访谈，一定要用录音，我的办法就是反复听，逐字逐句地听，只有这样听才能完整地理解学者所表达的意思，才能体会出当时的感觉。”胡舒立一直用这个“笨办法”，一小时的录音要用4个小时来整理。当胡舒立把采访吴敬琏的文章拿给老学者看时，吴敬琏非常高兴，他对一位记者的认真和深刻的把握能力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后胡舒立说:“用这样方式对学者采访，不仅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我建立信誉的过程。”

四

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自己担任了杂志主编。《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等一篇篇报道相继问世。这些文章不但以其调查之缜密、叙述之简洁而为世人刮目相看，更令人叹服的是报道揭露了中国股市界的黑幕，尖锐地批评了证券市场那些丑恶的现象。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腐败的现象，比如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等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打来电话，意思是基金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爱护它。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但怎么可以针对一个行业。面对着重重压力，胡舒立表现了女性那种特有的韧性，她丝毫没有退却，发表了《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驳，严正指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胡舒立继《基金黑幕》以后，又发表了《银广夏》的报道，揭露了宁夏一个上市公司造假的事实:他们不但改财务报表，生产线是假的，连海关报关单也是假的。胡舒立懂得“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为了这篇报道，厦门的记者整整跟踪了一年多，才掌握了充分的事实，然后经过了严格谨慎的调查研究，才写出了这篇力作。《财经》的文章斩断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财路，胡舒立却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更多人的财路。”

由于《财经》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又锋芒毕露，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同时《财经》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为此，围绕中国股市的一场大辩论席卷而来。胡舒立又在《财经》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了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这场辩论的结果: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近日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竟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胡舒立的评论:

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 在10月份的中国财经界，众说纷纭、而且持续至今仍为舆论重大热点的事件，竟是本刊10月号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这是笔者事前不曾逆料的。由于各种议论中屡屡议及《财经》该不该刊登这样的报道，事涉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已经被某项研究证明的事实，就有一些看法需要谈一谈。

这牵涉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亦即在金融市场上媒体的批评权和公众的知情权究竟应当被置于何种地位。

一种相当普遍的、似乎也算“善意”的看法认为，报道披露的事实在业内当然存在，“黑幕”比起真实情况还不算很黑，但中国的市场现实只能如此，《财经》硬将之揭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基金毕竟是市场上的新生力量，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有诸多进步意义，其纵使有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至多不过是“三七开”，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报道使之“信誉扫地”呢？

还有一种看法与上述有相似之处，但更尖锐更决绝，是坚定地认为基金业成就昭然、不容否定亦不容“误导”的。由此推理，《财经》的报道自然就是恶意之至了。

这样的说法乍听来相当铿锵，因为其立论的基础都是在谈基金于中国证券业健康成长之大局。但认真推想，却又发现并不很通顺。比如，基金业的出现和发展固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证券市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什么理由认为，媒体之于市场的批评权、公众之于市场的知情权就是相对次要的事情呢？而且，就算已揭示的黑幕还不算很黑，或按另一种极端的说法，基金业成就昭然，为什么媒体就不能让公众得知一份研究报告所披露的、或许让人不愉快的重大事实呢？--重复一遍，这份报告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其内容是对22家新基金在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行为半年跟踪研究的定量分析。

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这可能就是《财经》有关基金的报道刊出后，一些反对的看法大言炎炎，拼命想讲出一些大道理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由于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公开性的实现即使在成熟市场环境中也相当困难。因此，公开性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本是不可动摇的。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如果一定要援引国际惯例或“公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公理。

今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财经》已经陆续刊登了一批第一代证券人回首当年的文章。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创业艰辛，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新生市场上种种缺陷很难以避免。然而，十年的里程并不算短暂，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尤其如此。如果说十年来的市场成长本来就伴随着媒体监督的强化过程，那么在市场已经相对成熟的今天，就更没有理由对于媒体的批评权提出任何质疑。

读10月中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三大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实录，注意到周主席站在监管层的角度，也在进行各种比较。周主席认为监管层对于融资者和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更为重要；对于大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更为重要。基于此，周主席再次强调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无论如何，管理层这种鲜明的看法对于媒体行使自身的批评权、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可以想知，《财经》的《基金黑幕》其实只是走出了必要的一步。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市场的成长与成熟，中国的证券记者们在新闻监督方面定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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