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评价周小川：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2013年03月19日 03:50
来源：新京报 作者：苏曼丽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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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周小川在记者会结束时，向与会者告别。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务院各组成机构负责人，周小川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此前，3月11日，周小川已当选政协副主席。

从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担任央行行长，他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在周小川过去十年任期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发生了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这样重大的内容，也有现代中央银行一般职能的确立；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没有人能否认周小川执掌央行任上富有远见和成效的改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非议与谣诼不断。

周小川在央行任职的经历，“人民币先生”和“百万亿先生”这两个褒贬迥异的称呼，或许正显示出作为技术官员的周小川在改革中面临的窘困，这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最好的记录与镜鉴。

市场化的改革逻辑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周小川身上的标签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一个市场派。”

3月13日，在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连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检验政策，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周小川在央行共事五年的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说，周小川任央行行长之后，在货币的稳健经营，丰富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国际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较好的沟通。

“有这样一个行长执掌，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吴晓灵说。

“周小川身上的标签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一个市场派。”在周小川破例留任央行行长后，路透社援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这句话来评价这次留任。

即使是过去十年央行政策的“常任”批评者，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学者余永定，也认为周小川是留任央行的合适人选。

按照周小川在2010年的说法，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强调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整体、系统性的转变，而不是拼凑的。

这一市场化改革的思路也贯穿了周小川在中国金融体系的任期。

2002年12月28日，担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的周小川被“火线”任命为央行行长。当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

“在其任期里，完成了中央银行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变。”一家前央行系统人士、现任外资金融机构高管说。

周小川上任以来，几乎创新和动用了现代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来完成“法律赋予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在央行没有利率和汇率调整的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这些眼花缭乱的操作工具，不仅可以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更可以借此疏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建立或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

“难啃”的银行改革

周小川上任伊始，正值银行体系困顿之时，标准普尔当时将内地国有银行全部评定为垃圾级。

周小川刚一上任就面临一块“难啃的骨头”。

2002年，中国银行体系正处于前两轮改革后的困顿之中。当时外电称，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

当时银行业账面不良贷款率超过20%，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标准普尔当时将内地国有银行全部评定为垃圾级。

周小川上任之后要操刀这样的一场改革。

据2010年《财经》杂志报道，2003年5月19日，正值非典时期，周小川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拿出一份19页的打印PPT，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汇报，其中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和风险。

后来国务院以此为蓝本确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当时有参与改革思路设计的人士称，当初方案中70%-80%得到实现。

此时距离吴敬琏、周小川二人提出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年。

1993年吴敬琏和周小川在《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一文中提出，“专业银行尽快实现向商业银行的转轨”，“只有强化专业银行的垂直管理，才能保证强化业务规章及财经规律”。并同时提出建立开发投资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分流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

但剥离政策性业务并没有解决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1998年政府出手拯救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周小川是这一方案的积极推动者，但直到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账面不良率仍有21.4%，资本充足率仅4.27%。旧的包袱还没有消化，新的坏账又产生。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有学者评论说，周小川在坚持市场化改革趋势中也体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

随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市场熟知，引入外汇储备注资、引入海外投资者重建商业架构、推动银行股改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得以在市场中重塑。

但这一阶段也是反对声浪最高的一个阶段，其中包括引入海外投资者引发国内对国有银行“贱卖论”的大幅讨论。

四大国有银行十年间的转变，让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银行体系已经脱胎换骨。

但国有银行改革也非完美。今年初，有经济学家在50人论坛上提出，目前国进民退的局面未尝没有银行改革后资源集中的影响。该学者认为，这些问题不是改革方向有错误，而是改革程度不彻底。

汇改与“人民币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内，国际上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声讨络绎不绝。2005年的G7峰会上，周小川直言，“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

商业银行改革于周小川和央行而言，只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央行本业。

管理通胀和促进宏观政策稳定才是央行的基本职能。

由于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改革上的成绩，海外媒体称其为“人民币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内，国际上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声讨一直络绎不绝，这种情况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才略有改善。

汇率过于僵硬会降低投机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可能诱发投机资本的大进大出，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对此周小川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2005年2月的G7峰会上，周小川回应人民币升值呼声时说，“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

当时国内的银行改革尚未落幕，货币政策也需要准备。

周小川说，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动作在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汇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2005年7月21日，在外界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启动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因金融危机中止，但在2010年6月再度启动。

汇率改革的必要在今天已经不再受到质疑，但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结构、此前低附加值和抗冲击能力低下，一度给推进汇改带来阻力。

此外，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双顺差”(贸易和资本项下)格局，使得外汇储备暴增，也是“汇改”推进的阻力重重。

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持有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出现资本损失。而外储增多导致货币投放增多，也制约国内的货币政策。

2012年6月，周小川也曾表示，央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

中国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双顺差”格局下，未来汇改仍然是周小川新任期内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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