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退出中央救市机制不可操之过急

我国经济恢复迅速，政府在保增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市场主导的内生性增长机制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后续动力不足，政策贸然转向则面临回落风险。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继以色列、澳大利亚宣布加息后，10月28日挪威也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1.5%，成为首个进入加息周期的欧洲国家。而印度也上调了商业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启动了新兴市场国家政策转向的步伐。自此各国央行退出救市的大幕徐徐拉开。

对此笔者认为，在这股退出潮流中，中国还不能操之过急。这几个国家的政策转向，一方面是对本国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迫于通货膨胀压力，是在多方平衡之下做出的政策选择。

首先，澳大利亚、挪威这样的资源型国家，本来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就不大，加之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促使全球能源资源市场回暖，对澳大利亚、挪威这样的原料供应国极为有利，经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数据显示，IMF已将澳大利亚2010年的GDP增速预期由1.3%上调至2%；而挪威也于第二季度走出衰退，失业率处于欧洲各国中的最低水平；印度政府估计其本财政年度GDP增长将达到6.5%-6.75%。

除了经济恢复迅速，通胀压力也是推动这些国家政策转向的重要因素。如以色列加息主要就是出于缓解通胀的考虑，该国7月CPI同比上涨3.5%，涨幅已超出政府制定的1%-3%的目标。在这个方面，印度的压力更为突出。由于印度贫困人口很多，物价上涨对民众生活影响较大，其CPI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上行，而且受国际热钱冲击，印度股市在一个月内上涨了15%-20%，因此印度在经济回暖不久便提高了流动资金比率。

在各国加息风声渐起的时候，全球股市也出现了连续下跌，其中不乏加息预期的推动作用。股市具有经济“晴雨表”的作用，通常会提前对预期作出反应，消息公布后则利空出尽，止跌回升。股市持续下跌则表明市场预期政策收紧将持续下去。另外套期交易推高美元汇价、甲流在全球范围蔓延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从当前各国情况来看，以色列和挪威都属小国，其加息对我国的影响不大，而印度、澳大利亚的行为有其特殊性，因此当前还是主要关注欧美的行动。从美国来看，其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速达到3.5%，复苏超出之前预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行经济刺激政策的结果，政府对房地产和汽车销售进行了大量的补贴，“旧车换现金”计划即为第三季度GDP增长贡献了1.66个百分点。从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虽出现转机，但此时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时机不成熟。欧洲方面，加息似乎同样缺乏现实支持。其一，欧洲央行近日表示9月份私营行业贷款量较上年同期下降0.3%，出现该指标的首次下降，而9月M1增速也出现环比下降，可见复苏之路依然曲折；其二，欧元区通货膨胀预期极有可能继续低于欧洲央行2%的价格稳定目标，这也将减缓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脚步。因此欧美央行退出救市机制恐怕还需假以时日，那么世界经济仍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

反观国内，三季度数据公布后通胀预期加强，与印度同为“金砖四国”的中国又将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从现在经济复苏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看，政策调整是会有的，但还属小幅微调，目的是在总量上收回一定的市场流动性，降低货币供应的力度，但是要言加息还为时尚早。我国经济虽率先复苏，但是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从实体层面上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利率一旦上调，企业贷款将直接受到影响，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利于经济复苏。而且前三季度我国CPI仍为负值，通胀预期虽然存在但还不构成现实威胁。受热钱的影响，第四季度流动性上涨可能会比较猛烈，因此不排除央行在未来两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但是预计上调的幅度会控制在0.5%-1%之内。

我国经济恢复迅速，政府在保增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市场主导的内生性增长机制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后续动力不足，政策贸然转向则面临回落风险。本轮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还需依靠内需，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支撑是目前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问题，还是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当前尚需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政策重点由“保增长”转向“调结构”，以政策为导向，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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