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经济制度根本性改造和变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对于这一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详细]

“大跃进”、八字方针和体改探索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改进物资管理；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等。[详细]

朝野上下一致要求从变革中寻求出路
   “文化大革命”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开展人对人争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的“全面专政”制度和成亿人遭到迫害感到绝望和愤怒。

   在此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浩劫后寻求变革的共识。[详细]

“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

   人们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思想活跃。他们学习他国经验，总结自身教训，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不过，在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高层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虽仍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由市场导向。[详细]

东亚模式、欧美模式渐占上风
   8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不但不能实现经济腾飞，还会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一重大问题。

   随着改革理论和改革进程的深化，“改良的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的影响逐渐消退，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占了上风。

   从党政机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欧美模式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东亚模式的内容。这样，政府职能和国有经济定位的界定，成为1980年代形成改革目标模式模糊之处。[详细]

着力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形成，但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

　　增量改革战略对于80年代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起了良好的作用，但由于这样的改革没有触动国有经济，没有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不能不带来消极的后果，而且这种做法持续的时间愈长，其消极后果也体现得愈严重。

　　为了克服相关矛盾，中国政府酝酿用价格、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