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7日 20:19人民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经济学家 刘树成

一、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30年。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由此，使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

(一)经济总量规模：大幅提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总量仅为3624亿元(人民币)。经过8年努力，到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的水平(当年价)。这8年中，每年平均增加不到1000亿元(见图1)。又经过5年努力，到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的水平(当年价)。这5年中，每年平均增加2000多亿元。随后，每年平均增加1万多亿元，到2007年，上升到24.9万亿元(当年价)。扣除价格因素，按不变价，2007年GDP总量为54331亿元，比1978 年增长14倍，在29年中，年均增长9.8%(见图2)。

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90年为第10位(前9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巴西)，2000年上升到第6位，2005年上升到第5位，2006年上升到第4位，2008年有望上升到第3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银行专家组曾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二)人均GDP：逐步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水平处于300美元以下；到1998年，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7年，上升到2461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

(三)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高位平稳型新态势。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十个周期(见图4)。总的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为四大波动特征：

1. 波动的高度：理性下降。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高峰从前几个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11%以上至15%左右，进入新世纪后，在第10个周期，峰位控制在11%左右。

2. 波动的深度：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在前几个周期经常为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每次经济调整时，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均为正增长，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局面。1990年的低谷为3.8%，1999年的低谷为7.6%。

3. 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由过去最大的近50个百分点，降至6、7个百分点左右。

4. 波动的长度：上升阶段延长。在前9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当前第10个周期的上升阶段已持续8年。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二、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是简单地复制其他国家现成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中国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内生性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和输入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9个方面：

(一)改革的理论指导：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开启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互动的进程。

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78～1984年)，首先需要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心上实现理论突破。在党的思想路线上的理论突破，主要标志是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大讨论，由此，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很重要的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即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把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重要论断。

在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4～1992年)，理论突破主要是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也就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展开的。先后曾提出过五种构想：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党的十二大)；②“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③“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④“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⑤最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

在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年)，理论创新与突破转向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突出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这两大重要问题上。在所有制理论上的突破，主要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分配理论方面的突破，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开始时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的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改革的第四个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重大的理论创新与突破，一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形成；二是党的十七大对30年来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完整统一的概括和鲜明科学的大整合。这就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历史新时期我们所高举的旗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相应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二)改革的性质：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如何把握改革的性质，是关系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紧紧把握住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的正确的改革性质，使改革不断深入和顺利推进。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一根本性质和作用来说，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同过去所进行的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第一次革命一样；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又不同于以前的第一次革命。因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改革的社会属性看，不是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而是而是变革现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环节和方面，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项具体制度安排，从而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社会主义社会更加趋于健全和成熟。从改革的社会力量看，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福祉。

(三)改革的方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和兼容。一方面，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把二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鉴于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四)改革的方式：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中国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渐进式，这可以视作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现为从“易”到“难”，从传统体制外到传统体制内，从传统体制内易于突破的外围到需要攻坚的内核的改革顺序。比如，在整个改革推进方面，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再到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采取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转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整个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的改革。在价格改革方面，先实行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行的“双轨制”，然后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在市场发展方面，先着力发展商品市场，再逐渐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市场。在开放方面，先沿海、后内地，先一般加工工业、后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引进来”、再“走出去”。

(五)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视发展为改革的目的。30年来，中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进行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与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得失成败的评判标准。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1993，第372页)

在围绕经济发展进行改革的同时，还不断拓展与深化“发展”的内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首次提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理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了新要求。

(六)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作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有稳定的环境作为保证，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如果政局混乱、经济动荡、社会不安，那么，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30年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注重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避免了一些国家在体制转轨中所遭遇的政治震荡、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

(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2-255页)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闭关自守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进行的。开放不仅是改革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时，开放的拓展和深化，也需要改革给予制度支撑。基于此，30年来，中国注重将国内市场化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使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推动。

(八)改革的协同配套：推进全方位改革。由于改革触及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以改革不仅要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还要冲破其他各种旧的僵化体制，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人们思想观念及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还要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横向协同。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把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奋斗目标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架构结合起来。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相应的“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架构，这就是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九)改革的推动力量：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在改革的推动力量上，中国既重视来自基层的探索和创新，又注重领导层的统筹和协调，一方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推动改革。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上下互动的体制创新机制，为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

首先，尊重基层和民众的改革首创精神。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在世界上没有现成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这就需要充分激发来自各个社会经济主体内生的改革力量，稳步有效地扩大基层和民众的参与，通过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和创造，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充分发挥了领导层的统筹协调作用。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破”又有“立”，而且进程较长，并关乎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蕴藏着较大的风险。没有统一、坚强的政治领导，改革是无法顺利进行的。30年来，作为领导层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了总揽全局、统筹协调的重要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改革要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其难度越来越大，攻坚的任务越来越重。既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好国内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趋利弊害。特别是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而言，面临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完善改革方式，增强改革动力，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重要使命。我们会在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继续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目标继续努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新阶段的重点任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与荣誉学部委员文集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常欣执笔)，2008：《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人民日报》5月1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经济研究》第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经济研究》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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