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的挑战与应对

2010年08月20日 11:57中国新时代【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与古希腊文明生长的爱琴海区域不同，中华文明诞生在一片深受季风影响而气候复杂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从汉代(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历时2142年，中国正史记载的灾害总数便有5150次，平均每4个月一次，其中旱灾、水灾分别为1035次、1037次，平均两年一次。灾害和由此造成的饥荒冲击之多，以至于西欧学者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Thelandoffamine)。到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不止一次发生饿死数百万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中1920-1921年的华北四省区旱灾和饥荒饿死1000万人；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1300多万人，陕西70%人口沦为饿殍、死于疫病或流离失所，以至于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称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正是在应对饥荒挑战的压力下，农业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更是将农业文明推进到了全世界登峰造极的巅峰。战国时代，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明确主张“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直到清朝，雍正仍坚持：“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亿万农民三十年里修建的水利设施和农田改造工程，依靠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依靠化肥生产的增长，从1980年代起，饥荒的阴影才逐渐远离中国人。到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2年的288公斤提高到了399公斤，中国创造了以世界10%耕地养活22%人口的奇迹。尽管如此，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人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挑战，这种挑战遍及粮食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

粮食安全最大挑战：18亿亩耕地红线

在生产环节，首要的挑战是趋利动机下的经济作物挤占主粮生产、工商业和房地产发展蚕食耕地两大问题。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由于中国连续贸易顺差近20年，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高额外汇储备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放松国内粮食生产，依靠进口粮食解决粮食供需缺口的诱惑力大大增强，18亿亩耕地红线屡次遭到某些学者的抨击就表明了这一点。但粮食攸关人民生存的基本需求，而且其生产受气候等影响巨大，波动强烈，不是普通商品，要求一个大国把自己的基本生存寄望于所谓“国际社会”(在现阶段实际上就是西方强权、特别是美国的同义语)，甚至说出“假如人家制裁我们，那一定是我们犯了错误”这样的话，只能表明持此论者无知、媚外而且对国家民族毫无责任心。能否有效驾驭这种趋利动机，保障和巩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决策者们面临考验。

我们对耕地遭受蚕食的压力不可有半分低估，尽管各地为了腾出足够用地指标而创造了跨地区耕地置换之类做法，即一地将耕地转为非农用地之后，向异地提供补偿整理，开发出新的耕地，从而维持全国账面上的耕地总数不变，但在这种情况下，转为非农用地的耕地与新开发耕地生产能力存在差距，因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工业化侵占的耕地以水土条件较好、生产能力较强的南方居多，置换出来的新耕地却以水土条件和生产潜力较差的北方居多；城市化侵占的耕地也以平原沃土为主。

即使在没有遭到蚕食侵占的耕地上，生产者放弃粮食作物而转产经济作物的冲动也很强烈。1978-2008年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年均递减0.4%。2003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一度下降到9941.04万公顷，建国以来首次少于1亿公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回顾新中国奠基者的睿智。

改革开放前期，“以粮为纲”方针一度遭到广泛围攻，几乎被说成是思想僵化、保守、落后的同义词。其实，我们的开国领袖不是没有看到经济作物、副业能在一时间带来更高的现金收入。1956年，河北省委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比例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河北省全部农业产值中粮食仅占28%强，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71%强；毛主席主席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批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1956年6月14日)，并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其中估计其他各省即使经济作物较少，农业总产值中非粮作物和副业所占比例至少也有50%，文件要求各地重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以增加农民收入。但着眼于更长时间跨度上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在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毛主席选择了首重实现主粮生产基本自给——这个需要更长周期方能见效的目标。对“以粮为纲”方针的不公正非议浪潮不过是过眼云烟，事后看来，把中国与当时更注重发展经济作物，取得较高现金收入流量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绩效高下判然。

粮食进口数十年来一直是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源，甚至常常进一步恶化为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也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二战之后实现了可持续经济起飞而跻身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其特点也是高度重视保障粮食生产，不以其当前账面上的“低效益”而动摇。好在我国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的超低水平仅仅维持了一年，次年(2004年)就回升到10160.60万公顷，2008年进一步回升到10679.26万公顷。

粮食安全第二大挑战：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

粮食生产环节面临的第二项大挑战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且1970年代以来农业受灾面积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50-2008年间，只有1952、1967、1970这三年受灾面积不到千万公顷，1990-2008年间，每年受灾面积最低也有3710.6万公顷(2004年)，最高有5504.3万公顷(1994年)，成灾面积在1629.7万公顷(2004年)-3437.4万公顷(2000年)之间，2009、2010年的旱灾、水灾又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有效应对灾害，唯一出路就是兴修和维护农业基础设施。

全面兴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本来是开创新中国的千秋大业，1951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不过1995.90万公顷，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已经扩大到了4498.10万公顷，而这一成就是在缺乏工业基础的条件下，依靠以大寨人为优秀代表的亿万农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我们现在还在吃着毛爷爷留下的饭”——这是一位留乡知青说的话——但这笔遗产正面临着丧失的风险。从账面统计来看，近30年来有效灌溉面积总体上仍然持续扩大，2008年已达5847.17万公顷，但近两年的水旱灾害，让我们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灌溉渠道大量废弃问题暴露无遗。1980年代前期，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轻率地全面否定水利工作，导致8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问题陡然恶化，不得不从1989年起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两年的水旱灾害能否促使我们正视问题，维护和发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农业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1950-1979年，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近年来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多予少取”方针，农业税已于2006年完全取消，但这种“予”不应仅仅表现在改善生活方面，更应当表现在改善生产条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