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给学生第6封信：选智慧用中庸拒绝极端(2)

用务实发挥影响

选择完整与均衡时，你必须首先弄清楚，你面临的事情是你能够影响到的，还是你根本无力改变的。史蒂芬柯维在其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把所有值得关注的事情称为“关注圈”，把能够发挥影响的事情称为“影响圈”。

在整个关注圈中，根据自主程度的高低，人生面临的问题可分为三类：

可直接影响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用正确的态度执行。这是我们绝对做得到的，也是最核心的“影响圈”。

可间接影响的问题：有赖改进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如借助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来解决。这是最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影响圈”。

无能为力的问题：需要以平和的态度和胸怀，接纳这些问题。纵使有再多不满，也要泰然处之，如此才不至于让问题征服了我们。

无论碰到任何问题，如果你认为“外在环境是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者总是在埋怨“我真的无能为力”，那么，这种想法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你消极悲观的心理状态。

事实上，碰到问题时，你只要耐心地将它分解开，看看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影响的，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关注但却无法影响的。然后，去努力争取那些可以“间接影响”的问题，让它们变成可“直接影响”的，同时把全部心力投入自己的影响圈——你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进步，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你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圈。

所以，不管一个问题属于上述三种中的哪一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都要从自己的影响圈开始：先影响自己，再影响别人，最后才有可能影响环境。

这个方法为“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三句话增加了足够的可操作性。

有一位学生曾问我：“开复老师，今年我刚刚上大一。我为学校做了许多事，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但最近我却很是烦恼。此前，因为我看不惯某某同学的做法，在背后说了一些气话。有一次，他竟利用学生会干部的职权，在领导面前为我捏造了许多罪名。领导在没有调查落实的情况下就处分了我。”

我的回答是：“这件事确实很不幸，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只有接受后果。我劝你少想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公平，因为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无法影响，也不能改变。我劝你多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影响和改变的。例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是不是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我并不是说别人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只能修正自己，不能修正别人。你必须清楚要如何修正自己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吗？你是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会改掉背后说人坏话的毛病？你有没有听过‘我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这句话？如果你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很可能别人也不会在背后中伤你。有句谚语说：‘虽然我们不能改变风，但我们可以调整船帆。’希望你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认清楚自己的船帆在哪里。”

我在去年7月加入Google时，也因为卷入法律纠纷而学会了“用务实发挥影响”。当时，我离职的事实公布后，许多媒体因为被误导，以为我的离职违背了合约，就发表了一些不合事实的言论。

那时，多亏我的律师朋友提醒我：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官司漩涡中，我个人不能出面解释，否则不但越描越黑，而且可能给对方提供更多材料。法官的决定则是我可以间接影响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打一场漂亮仗。至于可直接影响的方面则是我可以广搜证据、找寻证人、理解法律、准备对质时证实对方谎言的证据。于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再订阅报纸，不再上新闻网站，不再被流言蜚语所惑。

我一天花16个小时苦读法律，在对方提出的近30万份文件中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和律师一同起草我们的答辩状，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庭排练。9月出庭时，我们果然获胜。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回到中国开始工作后，我没有花任何精力试图引导或改变媒体，媒体的报道却自然而然地完全转变成为正面报道。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专注于你能够改变的事情，可能最后连当初不能改变的事情也改变了。

用冷静掌控抉择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游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冷静的态度掌控每一次抉择的全过程：

在抉择前“重重”思考，抉择后“轻轻”放下。

所谓“重重”思考，就是要培养客观的、精准的判断力。每一个重要的抉择可能都与你自己的前途密切相关，但你在抉择和判断时，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影响判断的精准和客观。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出客观、精准的抉择呢？我给大家提供三个建议：

第一，把影响你抉择的因素罗列成一张“利弊对照表”。

在利弊对照表中写出每个因素的利益和弊端，然后借助该表客观地分析，哪些利益和弊端对你来说最为重要？这些因素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和理想？

1998年时，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回中国建立研究院，在美国创业办公司。当我问到许多朋友“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中国”时，他们都说：“当然不愿意，只有中国的聪明人到美国，哪有美国的聪明人回到中国？”为了更客观地判断哪一条道路最符合我的价值观和理想，我列出了一张利弊对照表：

借助这样一份利弊对照表，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回中国工作。因为综合考虑各种利弊因素后，回中国工作最能发挥我自身的特长，也最符合我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

第二，学会用概率论的方法看问题。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没必要认为，某种选择的成功概率一定是100%或0。反之，我们应当学会分析一件事情“可改变的概率”或“可能发生的概率”。对于发生概率小的事情，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不要等到事情成功的概率达到100%时才去做，因为即便做成了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做概率分析时，可以列出“最好的可能”和“最坏的打算”，以帮助自己综合考量。例如上面提到的“回中国建立研究院”，我有100%的把握，可以把研究院办得与其他任何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究院一样好——这是最坏的打算；我有40%的把握，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来——这是最好的可能。用这样的方法考虑到两个极端后，我马上就会明白，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我和公司也可以坦然接受。

当然，许多抉择并没有这么好的“后路”，在这种时候，我们既要谨慎地评估风险因素，也要在适当的时候有勇气挑战自己。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在阐述“领导力”时指出：“当你自估的成功概率达到40%~70%，你就该去做这件事了。也许你会失败，但拖延或等待的代价往往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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