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确有一些人留恋计划经济 好像大锅饭艳若桃花
劳动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资料图)
特约记者 马国川
分好蛋糕并不比做大蛋糕难度小
记者: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媒体。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央已经就收入分配话题表态,可另一方面,如何分好蛋糕,难度实在不小。
宋晓梧:现在大家也承认蛋糕分不好就做不大了。但分好蛋糕的难度并不比做大蛋糕的难度小。完全靠政府分还是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来分?二次分配主要靠政府的税收、社保政策调整,一次分配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要建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自协调机制。如果分蛋糕一切靠政府,直接或变相直接指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干预的方向可能有误。看到现在劳资矛盾突出,普通职工工资过低,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确有一些人留恋计划经济时的工资福利制度,好像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痈疽又艳若桃花了。
记者:在高度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和市场怎么对接,一直是没办法解决的难题。
宋晓梧:对呀。中央只能把权下放给地方,地方再没得下了,没社会组织,放权给谁?结果权力还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整合,要做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整合,却又缺少了社会组织这一重要环节。
记者:我记得教育部的一个发言人就说,高校的权我们都放了。可是到了高校内部还怎么往下放?没有教师协会,哪里来教授治校?最后高校腐败都出来了。现行体制里,权钱交易肥了相当一批人,他们认为目前的体制最好,根本不想改革,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宋晓梧:他们还觉得权力太小。在一些人看来,好多事之所以乱,是因为还没管住,根本就没想到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权力下放,责任分解,只能分解到各地市、各部门,最后分解成一个个行政指标。没别的办法,就是行政手段,反正最后达到指标就行了。可是缺乏社会监督机制,这些指标完成如何也是政府自己说了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体制基础就在于此。
记者:自从2003年宏观调控以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冲动意识越来越严重。
宋晓梧:为什么干预越来越强烈?因为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都用指令性计划来管了,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他们难免自行其是。政府面对几百万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同时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得不加强行政干预。从这一方面看,改革就卡在这儿了,诸多的社会矛盾是因为社会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不配套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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