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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周林：国富是好事但关键是要民富

2010年12月16日 08:05时代周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上海交大周林：国富是好事但关键是要民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

本报记者孙中元发自广州

他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位中国大陆的院士，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二十余年，也曾在国内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授课。2010年4月，周林教授全职出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个以技术管理见长的老字号的国内知名商学院，和其他MBA学院不同的是，周林更看重学员的创新能力。近日在广州出席亚太地区商学院领导人会议期间，周林接受了时代周报专访。

老龄化问题加剧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领域很宽泛，最初是数学，后来研究领域覆盖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有什么必然联系？

周林：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量化的，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选举问题的现代研究大量使用博弈论方法，形式上看上去是数学，实质上却是在关注社会问题。当然，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还要通过学者直白的阐述使其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时代周报：我对其中的社会选择理论和社会福利学比较关注，为什么你选择研究这个领域？

周林：社会福利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如何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社会福利政策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当我们把富人的一块钱转移给穷人，会不会让社会福利增加？怎样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社会福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时代周报：社会选择和福利论在行政管理中有什么实际应用？

周林：譬如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收入税都采用高额累进税，这就是基于上面的理念，一块钱对穷人比对富人能带来更大的福利。但这个制度走到极端时会产生激励的问题。日本税收在最极端时最高的边际税利率曾高达80%，这时，高收入的人士就不愿意更努力地工作，结果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下降。所以，怎样在公平和效率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也很重要。

时代周报：谈到福利就不能不提老龄化的话题，现在中国劳动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40%，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福利压力加大，你认为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周林：很多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但是从目前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十几年后会步入老龄社会。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通过赋税把就业人口的部分收入转移给退休人口，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后就产生问题了。有些人士提出解决老龄化问题就要开放计划生育，增加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否开放计划生育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并非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唯一对策。逐步地提高退休年龄也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个办法。现行退休年龄太早，几十年来人口寿命的增加还没有反映到退休年龄上。其实，目前退休人员大多相当健康，而且现在很多工作的性质跟过去不同，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体力，而是智慧和经验。如果把各个阶层人员的退休年龄适当延长，大多数人也应该会是愿意的，毕竟目前退休工资包括养老金和在岗位上的工资还是有相当差距的。这件事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不容易做，因为他们的政府养老金和工资相差太小。中国在建立未来的养老金制度时必须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