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宗庆后：社会需要善于创造财富的精英

阳光财富观

现代社会之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样的财富观，很古老，很朴素，很有哲理。

这两年，笔者对这样的财富观心有戚戚：“富翁应该是一群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

说白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财富呈几何级的爆炸式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财富观足够健康足够阳光吗？答案是未必。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英国小伙子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富豪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民企被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里面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中国企业界一时噤若寒蝉，这一年，胡润的榜单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枪打出头鸟”思维之根深蒂固，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人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实践和调整着自己的财富观。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榜里跑出超级黑马，习惯了股市批量制造亿万富翁，习惯了首富的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有评论说，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富豪们会强调不同形式的“苦衷”，普罗大众则会掰着手指头数，今天是谁谁谁被曝光，明天又是谁谁谁有问题。长此以往，就是“鸡同鸭讲”的现实。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政府部门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

仇富的产生，根源还在社会财富分配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尚未找到平衡点，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超过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3以下是最佳平衡状态，0.4为警戒线)。殊不知，仇富是社会价值观的“癌症”，它会消磨有志者的创业动力，会压制多元价值观的健康走向，会吞噬经济机体的活力细胞。

笔者认为，抛却仇富心态，拥有阳光的财富观是社会之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能得到民众认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财富理念。这种财富观，能激发民众释放自身的创富激情，能让富豪自觉地将个人财富用以反哺社会，让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值得“上下求索”。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财富，明天，我们又该树立怎样的财富人生观？近日，本报专访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宗总在新出炉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三甲，他欣然回答了记者的四问，畅谈了他的财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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