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解衍生品巨亏危局 国资委力挺央企不付款(2)
“带刺的玫瑰”
“衍生品本身就是带刺的玫瑰。”安信期货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姜德增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很多时候不能坚持套期保值风险规避的宗旨,在利益的诱惑下转向了投机交易。
姜举出中信泰富的例子分析称,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的铁矿项目投入需要大量澳元,为规避汇率风险,采用了买入一种被称为累股的杠杆式远期外汇合约进行套保。目的是将澳元兑美元汇率锁定在0.87,但随着澳元持续贬值,公司不得不继续以较高汇率买入澳元,从而形成了巨大亏损。
张晓东表示,中信泰富签订的这些外汇远期合约实质上就是Accumulator(累计期权) 。这种合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多投资者认为只要价格不会大幅下跌,就可包赚不赔。在牛市末期,投资者通常比较亢奋,风险意识较弱,容易上当。而这种合约时间跨度较长,为市场反转预留了足够空间。
“中信泰富很显然是在做高杠杆投机而非套期保值,投机的动机有两种:一是确实以套期保值为初衷但不懂衍生产品,过度相信了交易对手推荐的衍生产品,结果变成了高杠杆投机。二是从一开始就在投机,有了小的亏损后,为了挽回损失而放大赌博的额度最终欲罢不能。”安邦咨询金融分析师李明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同样在衍生品交易中巨亏的中国远洋(601919.SH)亦是类似的投机动机。2009年中报显示:远期运费协议(FFA)已交割部分发生损失17.73亿元。对此,该公司投资者关系部经理胡彧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称:“去年底因为金融危机,整个市场都不好。今年开始调整策略,以稳健的投资为主。随着合约的到期,上半年的已陆续结算了。”
在李明旭看来,国企的相关管理者做衍生品投资的动机非常充足:赌对了可获暴利,赌错了亏的也不是自己的钱,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成为国企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
“这暴露了一些央企内部人控制问题。国企在内部风险控制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利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自己获利让央企买单。”姜德增说。
监管不能因噎废食
“国家对从事境外衍生品业务实行审批制,得到批准的国企才可做。对于没获得批准即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国有企业,要坚决纠正。”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曾明确指出。
南航集团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曾子祥透露说,国内只有31家企业有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三大航空公司均不在此列,只能通过场外交易的形式来做燃油套期保值业务。
国航董秘黄斌表示,公司一直在向上级申请该许可证,但目前尚无结果。胡彧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现在央企的衍生品交易其实多半属于场外交易。因为场内交易程序非常复杂,人力成本也高。”
“但航油套期保值是对冲风险的一大工具,航空公司确实需要。在国内无法满足只好去场外操作。再遇到专业素养高的投行,巨亏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加强监管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南华期货研究所所长朱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曾子祥表示,南航早就终止了航油套保业务合约。曾在今年上半年打算等上级部门制定的相关规范出台且时机合适时将考虑再次进入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不过目前暂时不会考虑了。
8月5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机构客户交易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银行对衍生产品的风险和机构客户的成熟度进行评估分类。“不得销售脱离实体经济需要,交易过于复杂化、缺乏透明度的衍生产品。”
若不出意外,国内银行间复杂衍生品交易将要启用一份新协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将成为国内场外复杂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新模板。
香港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一位参与新协议制定的律师表示,国内五大国有银行可能会对外资银行设置交易的高门槛,要求外资银行就复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提供担保。由于海外衍生品市场无此条款,这一门槛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外资银行被排斥在复杂衍生产品交易大门外。
央企反攻进行时
毫无疑问,在金融衍生品游戏中,处在优势地位的是银行。不幸的是,玩21点的赌徒跟金融衍生品购买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张晓东和他的团队通过长达半年的调查获悉,曾和高盛等外资银行签过石油期货对赌协议的中国企业全部惨败,不仅是因为高盛很强大,在全球石油领域有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在同中国企业签订合约时,用高超的技巧进行“伪装”,讲没有任何套保功能的欺诈性产品包装成套保工具卖给中国企业,合约中一般没有风险提示,往往是一开始签订合约就进入了陷阱。
一位香港投行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称,比如合同里有这么一句话:“本行可能实行包括与债券发行有关的金融工具的其他交易,以及其他基于此预期的交易。”简单的解读是:不管客户能否盈利,银行都可能从这个交易里赚钱。但“许多中国公司很难理解这些复杂语言,即使文件是用中文写的”。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外资银行的这种做法非常恶劣。“但是没有办法,中国企业缺乏熟悉金融衍生品投资的人才和技术储备。此外石油市场和大宗交易市场都在国外,中国企业无法在国内交易,只能走出国门,等于主动把羊送到了狼群。”
当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投行卖给非成熟投资者,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欺诈的嫌疑,出现损失后,投资者不仅可以不付钱,还可以对其进行起诉。
这在国际上也有先例。1994年,导致宝洁公司亏损1.02亿美元的信孚银行被推上了被告席,后在信誉崩溃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原因就是该行在销售金融衍生品时有欺诈行为。
绝大多数令央企蒙受巨亏的金融衍生品合同都是外资投行的香港分部介入,不排除部分央企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的可能。张晓东表示,关键要看合同里是否有仲裁的条款,此外地点要看合约主体、注册地,比如在伦敦、巴黎或百慕大的话,就要受当地的法律制约。中国企业未必占有优势。
“在国资委目前公布的投资衍生品的央企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客户。为此整个团队已经调查了半年多,调查的过程非常艰难。”某券商衍生品部门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说,目前通过分析合约、定价、谈判细节、所有的历史交易记录以及过去数年的电子邮件等,掌握了大量证据。现在已进入具体处理阶段,主要通过诉讼、司法机关介入和谈判等途径解决问题。
朱斌表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衍生品,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实践的土壤。你不搞这个东西就永远没有人才,人才是可以慢慢培养的。解决该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发展国内自己的衍生品市场。”
为此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有个形象的比喻,加强监管不能将参与衍生品交易的企业“一棍子打死”。人类要进步,不能没有金融衍生品,泼洗澡水不能同时把小孩也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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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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