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总裁在线对话冯仑文字实录(3)

2012年04月24日 15:30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申海娇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92派的家国情怀是被强加的

凤凰财经：我们把以你为代表的，包括陈东升、田源、毛振华这样的一批，叫做92派，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92派为代表的这批人和您的的家国情怀是什么样的？

冯仑：往远了说吧，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点情结，你比如说很简单，你比如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么左宗棠还在山里教书的时候，他想的，惦记的都是大事，我前一段我也去隆中，去看诸葛亮，他在隆中的时候，他想的也净是大事，其实这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代人身上的一个折射，也就是说所谓家国情怀。

因为从最早，中国古人就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这一套功夫呢，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身上都很强烈，特别是在社会封闭，个体，个性不够发达，而群体，国家意志，民族意志要超过个体意志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特别容易用国家民族来代替自己的发展路径，去想更多的国家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不光是所谓92派，其实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无非就是体制内、体制外，认为全都是一样，你不能说现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没有这种家国情怀，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够那么主动，他不够主动，不够这么直白，另外也不够那么生动，有时候也不大愿意表达，但是他内心也是有的，我知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嘛，比如说我认识陈东升，在83年，他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然后是武汉一杂志的，然后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读硕士，然后我给他写稿，然后我去找他，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黑乎乎的，那时候灯光很昏暗，然后在学生宿舍里开会，那时候就认识了。你想我们操心的事儿都不是个人发财，也不是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下的，特别的一个话语系统和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和精神气质。

但是这个精神气质呢？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的外在条件加给我们。

凤凰财经：哪两个？

冯仑：一个就是封闭的集权社会，封闭的集权社会的士大夫，所谓精英全部被强加了一个外在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小孩上小学，讲的全是大事，为人民服务，烈士鲜血，不是你个人生活，都是政党历史形态。

所以在集权社会下的知识精英，或者说你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各方面的，最后都在重复一种，他人的，或者说被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关键、文化、价值体系，都说别人的事儿，不说自己的事儿，你所谓的家国情怀，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不是自己的。

但是你对照一下，开放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的社会，所有人是通过说自己的事儿，但是在法律的给定的规范的渠道下，合法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说的全是小事，说的自己的事儿，按照自己的个人理想去奋斗，最后集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特征，自由、创新、法制，就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这两件事，是个反的，是被外在的原因加上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是有特别，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那个时代人全这样。

所以这就叫做外在强加，连情感都是外在强加的，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造成我们这种所谓家国情怀，跟集权社会下的超级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有关。

第二个跟我们社会提供的自由发展的通路太少有关，我们为什么都关心这些事儿呢？假定说社会，我捏脚能捏成十亿富翁，那我还关心这事吗？我做互联网，我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英雄，主流价值对我都是英雄，那我还去弄这事，我还会天天管国家的这些闲事嘛，那就是你只要给现实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我们就不大可能去关心这些所谓家国情怀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去关心我身边的这些具体的小事和我个人发展的路径。

所以也就说，由于个人发展的制度环境，自由空间太小，所以没办法只能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强制力，你不想还不对，你比如说封建社会，你考试，你都考的是修齐治平这一套，那哪行，你不考行吗？或者说，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前，你一考试前，谈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什么都要谈，你不考这个试，你又没有别的地方发展，你能活吗？于是就落下了一个病根了。

所以我认为讲92派，讲到他们的所谓家国情怀，不要完全简单的从正面来理解，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这是他们的不幸，也许是他们的不幸，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体制，更早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发展更多的空间，那我都不一定，我成扎克伯格了，扎克伯格绝对不会说家国情怀的事儿。

从中国百年看民企的四种死法

凤凰财经：我们知道《野蛮生长》的时候，在里面有比较重的篇幅，讲正常的关系，五年过后，您对这个正常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思考？

冯仑：我们原来在《野蛮生长》，正常关系无非三个方面，企业和政策、法制规范的关系和外部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这个道理上没有什么补充。

但是我每年元月份，1号都会写一篇文章，来作为我一年的思考，今年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玉墨的光辉”，因为《金陵十三钗》的主角叫玉墨，为什么叫玉墨的光辉呢？她特别像民营企业的处境，不断在道德上被人批评，在社会过程中扮演很负面的角色，虽然也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满足、快乐，但永远得不到正面的评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关键的时候，他还可以用生命保护最纯洁的希望，就是说贡献了70%的就业，60%的GDP，50%多的税收，但是占用了公共资源，就是它这个角色和主流价值观的评价，民营企业还是保护改革的希望。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逻辑，就是在过去一百年里，民营企业怎样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民营企业都是怎么死的？那么当然市场竞争会让它死，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民营企业里，令人扼腕，捶胸顿足的是什么？是制度给绞杀死的。

中国过去一百年，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社会制度变了至少四次，每一次制度转型，都对私人经济，民营企业重新定位，甚至完全剥夺，这样就绞杀了。所以民营企业都活不过二十年，不到二十年社会制度要变一次，变一次就要折腾一次，中间还有战乱，加起来，所以民营企业更多是被制度的摩擦和转型，以及战乱绞死的。

凤凰财经：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有几种关系？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所谓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要穿越制度摩擦，穿越社会变革，穿越战乱然后能活下来。你要有这本事，那这民营企业就牛了。所以我现在观察，我看到了民营企业所能采取的，你的定位和角色无非就是四个定位，四种角色和四种结局。

凤凰财经：哪四种？

冯仑：第一种就是张謇式的，类似于今天讲的92派，他体制内下海，是怀揣理想，那是典型的家国情怀。他明显不是想个人发财，股份非常少，自己家里也很节减。然后做大量的公益，办教育，当时新式的一种公司，发展的很好。

但是呢，他又有这种家国情怀，驱使他不断的参与社会变革。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变革是立宪运动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做了孙中山的实业部长，又做了袁世凯的实业部长。这种就是所谓经典的士大夫经商，可以跟今天92派来类比，就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二种荣毅仁的故事，荣毅仁是富二代，49年的时候，大陆政权由共产党革命成功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点名，说要公私合营，他自己说我的血液要跟共产党血脉相通，然后他在很多场合高调表态，就是我失去的只是剥削所得，得到的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最后要买爱国公债，积极的和政权、政府、政党高度的融合，这是一种。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他又秘密参加共产党，我也弄不清，执政党这么强大了，秘密参加共产党。然后到去世的时候，覆盖党旗，同一天他儿子荣智健在香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当年的首富，这是一种民营企业的选择。

第三种就是大多数的民营企业，49年以后，没穿越过来，到56年穿越不动，因为什么呢？52年无法从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三反是反政府里面的，五反是反资本家，反民营经济，反民族资本，所以五反等于从主流的意识形态上，已经给打入到另外的一层，变成了坏人。

然后统购包销，把你经营的原料采购和商品销售的两个渠道管死，最后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实际上是在政治的压力下搞公私合营。这个时候又实行赎买，赎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很少的钱， 7亿搞定了23亿，所以陈云当时就说，这是最划算的一个事情。

而毛泽东当时说，对待民营资本，毛泽东原来有15到20年的计划，来慢慢的改造，到后来说要加快，说我们的良心从来是不能说，就是我们的良心就是不好的，就是要搞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当时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一些资本家，他们每一天都还保存仅有的一点幻想，自己前面积累了的家业和财产，总还能留一点。当比如说公私合营的时候，他还是股东，公司没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私人家里钱拿来维持企业，所以当要说给定期的时候，好歹还能有点也就答应了。但是你不答应，前面说的已经统购包销了，政治上已经被定成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种情况下，像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一步步到那个时候，彻底就消失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可怕的是这种，因为大部分民营企业，民族资本都很软弱，都很脆弱都很小，这样的一点点把空气抽走了以后，最后表面上是给钱的，实际上也是剥夺的。

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就是相当于意识形态批判，经济上卡死，政治上压力，简单的以小钱来赎买，这是最可怕，我现在就说最担心的，下一步，如果经济发展的改革不加快，最后形成重复这段历史。

第四种，就是抗战以后，很多民族资本，跑到，因为要躲避内战，当时国共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跑到香港，也有少数跑到台湾、美国的，最多是跑到香港，而这批人后来活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回来，穿越了制度变革和政治斗争。

我讲的这四个故事，这四种，这就是玉墨的光辉，你这个民营企业，你最后怎么样迸发出你的光辉，在这个时代的可能给你的选择的机会下，也就这四种选择了，你找一种学就行了，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