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十二五期间应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 下更大力气

本报记者 张萧然报道

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告别“十一五”，跨入“十二五”。在“十一五”各项工作进入收尾之际，“十一五”规划中所设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其得失又能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什么经验？

“十一五”规划共设定了4类、22个今后5年要努力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主要依靠市场主体努力争取实现的预期性指标14个，需要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的约束性指标8个。

就目前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课题组在近日上报给相关部门的报告中表示，“十一五”规划指标实现进度参差不齐，喜忧参半。从“十一五”前3年的实际情况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增长指标远远超出规划进度要求，而以节能减排为代表的结构指标则大都没有达到规划要求。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提前超额完成。2005年的规划基数为18.2万亿元，规划目标为2010年达到26.1万亿元，年均增长7.5%。回首过去4年，尽管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GDP前4年年均增长11.8%，预计第5年年均增长11.4%，远远超过了最初设定的目标7.5%。

而反映结构性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均低于规划要求进度。以“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为例，按照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内单位GDP能耗大约要降20%。

虽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日前表示，“SO2的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而COD指标的实现也胜利在望。中国的‘十一五’减排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从有的地方靠拉闸限电甚至用限制居民用电来突击完成任务的举措可以看出，该目标完成得非常艰难。

那么，为什么“十一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完成情况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

国研中心课题组认为，“十一五”规划指标实现进度参差不齐，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具体指标值的设定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保守。比如，有些人民生活类指标值的设计比较保守。尽管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指标执行情况相当好，但从实际情况与人民群众的感受和反映来看，这方面有些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与科学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也比较大。“这可能说明‘十一五’指标值的设定偏低，未能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对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

而一些结构性指标设定得相对激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就规划本身而言，很多结构指标虽然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事实上，它们与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化阶段以及人们生活的发展阶段不是很吻合。

国研中心课题组认为，结构性指标完成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重难以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及所处的较低发展阶段，也决定了我国的技术模仿仍然有一定的空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短期内也难以快速跃升。”

从动力方面来讲，刘元春认为，结构性指标完成情况不是很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考核指标，尤其是财政考核体制和政治考核体制主要还是以总量为主体。而且当总量指标与结构指标发生冲突时，在目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政治取向以及税收体制下，会驱使我们对结构指标的考核相对偏软。

着眼于以上原因的分析，对于“十二五”规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提出以下建议：在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整个考评体系要有相应大的调整，要把更多指标的权重放在民生改善类的指标上，包括发展高端产业和高端产品的指标，节能减排的指标等，要把他们放在第一位。

此外，李佐军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强调，更主要的是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在制度的变革上下更大的力气，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变革，用制度来引导各种主体去做符合我们目标要求的事情，否则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要想有大的扭转还是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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