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地方因维稳可能干预渔民对渤海溢油索赔 (4)

2011年09月05日 15:06
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肖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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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记者 宫靖 王小聪 贺信 崔筝 实习记者 肖尔亚

索赔障碍

未来民间索赔可能会遇到两大麻烦：一是渔民举证难，二是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需要，可能干预渔民索赔，甚至为法院立案设置障碍

8月30日，接受国家海洋局委托的四家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拿到了国家海洋局提供的相关书面资料。律师们未来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启动的生态索赔提供法律帮助。近期，他们将开展污染取证工作。

但有民间环境律师分析称，国家海洋局如此高调宣称打官司，或许正是为了不打官司。

一般来说，国际上很少有跨国公司与一国政府真正对簿公堂。这类事件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事件及外交事件，然后会有人居中斡旋，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然而，用所谓政治方式处理环境事件，最大坏处是环境损害成本被掩盖。

事实上，这正是民间环境律师的担忧之处。近些年中国发生的环境事件，最终多是政府出面与受损者调解赔偿金额，最后的赔偿金额总是远比真实的损害小。

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大连溢油事故。当时海洋部门并未对事故责任方中石油提出生态损害赔偿主张，当地政府甚至阻止受损渔民向中石油直接索赔。接下来经由当地政府协调的赔偿金额，比养殖户的实际损失小得多。养殖户无法接受，索赔陷入僵局。

面对民间的呼声，国家海洋局8月30日罕见地表态称，除了国家海洋局，其他有关方，包括沿海16个省市政府和当地的养殖业户、渔民个人，都有权利向事故责任方索赔。不过，目前看来，未来民间索赔可能会遇到两大麻烦。

一是渔民举证难。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认为，此次渤海溢油事故中，应有不少养殖户受损。

例如，出现溢油油样的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和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附近，均可能有养殖户。相对康菲公司、中海油这样的跨国公司、大型央企，这些单个养殖户或渔民处于绝对弱势，他们往往没有能力确定溢油污染与养殖业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面对此种情形，为了维护弱势者的权利，法庭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举证责任不在养殖户或渔民，而在于责任方。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相关法院还应使用西方国家法庭中经常使用的“或然因果”原则，即责任方的溢油只要有可能导致养殖户、渔民遭受损失，就应承担相应赔偿义务。

另一大障碍，可能来自当地政府。基于以往各级地方政府处置环境事件的惯性，不少民间环保人士担心，随着事态发展，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可能干预渔民索赔，甚至为法院立案设置障碍。

财新《新世纪》记者8月28日在河北昌黎采访养殖户时就发现，当地政府目前并不十分支持渔民的索赔行动。

在昌黎县的新开口渔港，渔民李秀亭称，从6月中旬开始，他养殖的2万笼扇贝苗出现大量死亡，捞上来的时候发现有油花。如今，李秀亭和其他养殖户最关心扇贝苗死亡的真正原因，希望挽回一些损失。

昌黎县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今年5月下旬该县海域发生大面积赤潮，直至7月上旬才消退，8月初再次出现赤潮迹象。

而根据国家海洋局通报，昌黎县黄金海岸附近7月18日发现了来自蓬莱19-3油田的溢油，以及其他来源的油污颗粒。昌黎县海洋局局长白海波表示，石油污染对扇贝养殖的影响程度还不能确定，需要专业机构进一步验证。

有媒体报道，昌黎县养殖协会会长王有祥与其他养殖户正在收集证据和联系律师，准备适时起诉康菲中国和中海油。

但王有祥8月29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已经不准备起诉了。“我图个啥呢？接待律师我已经花了2000多块钱了。再说局里县里都不让上诉，副县长找我不让接。”

8月24日，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和环保组织开研讨会，邀请王有祥参加。但该县养殖协会秘书长、县水产局局长李秀彬提出，让王有祥“以个人名义去”、而且“最好别去了”。最终，王有祥没有去开会。

此前承诺为养殖户免费代理的盈科事务所律师赵京慰表示，他们不收取律师费。尽管如此，养殖户还需支付来北京的交通、住宿等花销，以及后期污染评估和起诉的费用。

值得玩味的是，昌黎县政府部门的前述报告特意提到，要“积极做好信访稳定工作”，“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