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有一种写作与生活平行

杜然

赫塔·穆勒(HertaMüller)的文字阴冷，但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却又让人分明感受到一线生机的影动。在《风中绿李》(Herztier)这部小说中，有一段对六位年轻的罗马尼亚大学女生在寝室里化妆的描述。

“六张床的每个枕头下面，都放着一罐睫毛膏。六个姑娘先把口水吐在罐子里，用牙签搅拌煤灰直到成为粘稠的黑色膏状物。然后她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签擦过眼皮，睫毛变得又黑又粗。但一个小时之后，睫毛上的灰色部分出现开裂。唾沫干了之后，煤灰落在她们的脸上。”

在穆勒成为诺贝尔文学奖109年历史上的第12位女性获得者之前，似乎没有人料到今年的桂冠会落在她的头上，除了英国博彩公司立博——在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最终结果之前的几天，她的赔率突然升至榜首，与被众人一致看好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并列。据英国媒体透露，直到最后一轮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奥兹的支持率还是4比1。

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在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用瑞典语、英语和德语宣读了评委会的决定，并称赞“赫塔·穆勒的作品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而在此之前的两天，恩格隆德还对记者说诺贝尔文学奖太以“欧洲为中心”。算一算，上一次亚洲作家得奖(大江健三郎)是在1994年，美国作家得奖(托妮·莫里森)是在1993年，南美洲作家得奖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1982年，作为点缀，也该轮到一位非欧洲作家了。恩格隆德在宣布把文学奖颁给穆勒后改口说：“如果你(评委)是欧洲人，自然更容易被欧洲的文学打动。”恩格隆德的前任贺拉斯?恩达尔在去年接受采访谈到美国文学的时候，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每个大的文化都拥有强大的文学，但你不能否认欧洲仍然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美国。美国太过孤立，太过褊狭。外国作品他们翻译得不多，而且很少真地参与到大型的文学对话中来。”

通知穆勒获奖的电话，打到了她位于西柏林弗里登奥的家中。这是一栋红砖公寓楼，看上去古色古香，但这片街区在柏林算不上高级社区。自从1987年移民过来，穆勒就一直和她的丈夫、作家理查德·瓦格纳住在这里。

56岁的穆勒，有32年生活在罗马尼亚西部。对于极权主义的描绘贯穿她的所有作品，她关注此种气候下人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创作主题与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99年接受一次电台访问时所说的：“这个主题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生命为我做出的选择。”

穆勒来自罗马尼亚西部一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家庭，根据瑞典文学院的资料，她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党卫军中服役，1945年，她的母亲被流放至乌克兰的一处劳改营长达四年。与她丈夫的经历完全相同，两人都在一所大学修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在大学时她就曾加入一个反对极权统治、要求言论自由的作家团体。1976年，她到一家拖拉机工厂担任翻译，由于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当局散布她其实是特务的传言，1979年最终失业，以当德语私人教师以及在幼稚园教书为生。1982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经过审查删节后出版；两年后，在一位德国外交官的帮助下，这部手稿得以在德国出版，赢得了评论界的关注，但她因此失去了在罗马尼亚出版作品的权利。回忆那段岁月，穆勒说，她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经过多次移民申请，穆勒与丈夫在1987年终于来到柏林。即使在德国，她依旧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线人的监控。许多年后，她在调出有关档案时发现，其中一位线人竟然是自己多年的好友。

穆勒到德国之后创作的小说和诗歌依旧以极权主义的压迫和流放为创作主题。在1999年的那次电台采访中，她说：“我有义务去写下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写下那些无法让我平静下来的事情”；“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这样一种文学……它与作者的生活平行。”

穆勒得奖后，许多记者堵在她公寓的楼下，一遍又一遍地按下门铃。他们知道她就在屋里，但始终没人应门。后来她对记者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听说自己得奖了，但仍然无法相信这件事情。”穆勒不仅在德国之外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便是在德国，她的名声也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中——她已拿了二十多个文学奖，而且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之前两天，她有一部作品获得了今年德国图书奖的提名。美国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詹姆斯·伍德和哈罗德·布鲁姆都声称，尚未读过她的作品；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更是直接表示：“我不想评论这件事”；法新社采访1999年获得诺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时，他表示很满意今年的结果，但又补充说，“我原本看好的是阿摩司·奥兹。”甚至有阴谋论者在美国媒体上说，穆勒的获奖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重视政治考量甚于写作本身，颁给穆勒其实是对铁幕瓦解二十周年的纪念。

但许多读过穆勒作品的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评论家指出，由于她过去生活在罗马尼亚，却以德语为母语，这造就了她对语言的敏感；与从小出生在德国的作家相比，她的文字能让你感觉到一种细微的差异。彼得·恩格隆德说，穆勒的风格极其独特，你读上半页就知道是她的作品。

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为穆勒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这是她获奖之后第一次面对记者。她出人意料地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当闪光灯纷纷闪起，她一时不知所措，眼神中流露出想要躲起来的神色。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法说这件事。来得太快了。我想我需要时间来把思绪整理清楚。”

有记者问她，这么年轻就得到了诺奖，会不会扼杀她的创造力。她回答说：“我每写完一本书，就想再也不写了，这是最后一本。两年之后，我又开始写。得奖之后，不会有什么不同。”在半个小时的记者会上，她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说自己于极权下生活的那三十年，以及那些已经死去的朋友。待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心情沉重的记者没有像往年采访诺奖得主那样上去问她准备怎么花那140万美元。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出后，媒体的责任除了传达信息，还要解释或者质疑why(为什么是他/她)。对于中国人来说，还要加上一个when(什么时候有中国籍的作家得奖)。归根结底，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还是一种价值观的考量。如果拿不出能够深入世人心灵的作品，如果没有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等着当人家的点缀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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